那山，那水，那人
时光荏苒，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年三十当天匆匆赶回老家的我，发现一向豁达乐观的父亲却一直眉头紧锁，仿佛在承受巨大的痛苦似的，且左手上一直莫名其妙地带着一只棉手套。细问之下，才知道他的左手疼痛已经有一个多礼拜了，医生初步诊断为脉管炎，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有任何好转。取下手套，我看到父亲左手肿得象面包一样，五个指头则均已变得发紫发黑，仿佛遭受过外物的重击一样，可见父亲此时正经受怎样的痛苦。
同母亲商量后，大年初二一大早，我便带着父亲来到了武汉，经熟人帮忙，住进了位于东湖之滨的一家省立医院，并找到了一位极具名望的主任医师作为父亲的主治医生。
主任不愧是名医，博学多才，每次查房时，都将父亲的病例作为教案，从发病原因，到典型病例，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都一一娓娓道来，对跟随他一起查房的二十多个研究生进行现场教学。我也才对父亲所患疾病的严重性有了初步的了解：急性栓塞性脉管炎，因血栓堵塞血管引起局部血液不能循环，造成该部位组织细胞因缺乏营养而坏死，患病部位一般为四肢，患者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剧痛，若不能将血栓化开，轻者需要截肢，重者可能危及生命，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就是因此病而不治身亡。
望着被病魔折磨得每天抱着左手不停颤抖，整夜整夜无法入睡，不停地找护士小姐要止痛药且病情不仅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还在进一步恶化，一下子变得好像苍老了好几岁父亲，心如刀割却又感到百般无助，度日如年。在入院大约半个月后，主任将我叫到了办公室，与我详细地说明了父亲的病情，化栓没有任何效果，且血栓堵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办法检查和确认。下步方案为截肢，拟先从腕部手术，若栓塞点在腕部上面，需再从肘部截肢，若还不行，最后就从肩部手术。如果仍不行，就会危及生命。且每次手术费用大约需要五万块钱，让我想办法尽快筹钱手术，否则拖的时间越长，病情就会越严重。
听完主任的话，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大脑一遍空白。 别说治疗费用可能高达十几万，哪怕只要五万元，对于刚参加工作不久，月薪只有两三百元的我来说都是天文数字。父亲的工作单位是老家的一个小化肥厂，彼时正因受到大量进口日本尿素的冲击而连年亏损，濒临破产，连职工平均只有三四十元的工资都难以及时足额发放，要一次性地拿出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医药费几无可能；家里也因供我和弟弟上学，没有什么多余的积蓄。要在短时间内筹集到足够多的手术费用，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而且即便是凑齐了医疗费用，也不能完全保证父亲的生命，搞不好最终落得个人财两空。一边是父亲的病痛甚至生命，一边是高昂的难以筹措的医疗费用，就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在我的肩上，让我喘不过气来。
看着从主任办公室出来后一直愁眉不展，仿佛失魂落魄的我，同病房的一位住进来才几天的老伯将我叫了过去。老伯因十年前做过胃癌手术的部位最近又有不适而独自一人住院。在他不方便的时候，我也经常帮他做些诸如买饭、打水，输液时扶他上厕所等力所能及小事，因此比较熟悉。问明原因后，他郑重地对我说道：“小伙子，我看你人不错，不然这些话不该对你说的，别在这里耽误时间了，这个病在这个医院是治不好的。我有一个老朋友，十几年前同样得过脉管炎，不过他是腿上，连路都不能走 ，不要说武汉的各大医院，就是北京和上海的稍微有点名的医院全跑遍了，也没能治好，最后还是在湖南找到了一位中医给治好的。当时他是让人抬着去的，病好后是自己走回来的。具体在什么地方治好的我也不是太清楚，只能问他本人。他回老家过年去了，也不知道回来没有，不过他小女儿在纸坊镇上班，你可以去她单位找她。只要说是我让你去找她的，她一定会帮你的。”随后老伯将她的详细联系方式写下来交给了我。
就像是溺水之人看到递过来的救命绳子一样，这个信息对于正处在绝望中的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将父亲托付给老伯，我便立即赶往纸坊，并顺利地找到了那位姐姐。姐姐热情地接待了我，告诉我她父亲去湖南治病时她还小，具体在什么地方她也不知道，还得问她父亲。她父亲回老家过年还未回来，不过正好定在明天返程，并约好在其返程的次日上午与老人家见面详谈。
第三天一大早我便直奔纸坊与老伯见面。老伯告诉我，十七年前他身患脉管炎，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也没能将病治好，后来在机然巧合的情况下知道了湖南有个中医能治脉管炎，当时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去的，没想到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居然真的治好了。十几年过去了，一直都挺好的，只不过在冬天时以前患病的部位有点怕冷而已。由于时间过去太久，且自己年纪大了，只记得医师姓朱，位于湖南双峰县荷叶乡，其他的都忘记了。老伯还非常肯定地告诉我，只要找到了荷叶乡，就能找到朱医师，只要找到了朱医师，就肯定能治好脉管炎，而且绝对没有生命危险。
好在母亲知道我的探亲假即将到期需要回单位上班，已从老家赶了过来准备替换我照料父亲。同母亲交代好一切，当天便踏上了令我终生难忘的去湖南的求医问药之路。
火车到达衡阳的时间大概是在下午三四点钟，此时长途客运站已经没有通往荷叶的班车了，只能买了第二天去荷叶的头班车票。也是直到此时才发现，由于我是直接从医院出发的，没有带身份证，也就意味着不能住旅馆了，好不容易找到了在衡阳工作的同学薛君，在他家叨扰了一晚。第二天上午，便坐上了开往荷叶的长途客车。
在荷叶下车的只有我一个人。镇不大，大概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样子，大部分房子还是哪种土坯房，不远处甚至还依稀能看到几座茅草房。由于天下着雨，街上看不到一个人，每家的大门似乎都是关着的，正犹豫着要不要敲开一户人家的大门问问路时，远远地看到前面有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挑着一担东西走了过来，便疾步迎上前去问询。来人大约有四五十岁的模样，挑着两箩筐稻子。经过简单的交流，大叔应该知道我要找的人，可我对大叔的湖南话听得一头的雾水 ，除了好像“晓得了”、“朱咬金医师”或者是别的什么以外，一句也没听懂，不过从他比划的手势来看，应该是告诉我怎么走。反复讲了几次见我仍然是一幅蒙圈的模样后，大叔犹豫了一下，跟我比划让我跟着他走。
大叔转过身，带着我朝他走过来的路又往回走，几分钟后从公路上下到了一条泥泞不堪的田埂上，往前走了大约半个小时，终于来到了一条可以走拖拉机的机耕路上，大叔指着前方，好像是让我到前面一个卖肉的地方，找“朱咬金医师”，别人会告诉我的。
道过谢，沿着大叔指引的路往前走了一会儿，回头一看，竟然发现大叔又沿着来路返了回去，顿时一股暖流涌进心房，感动莫名，原来大叔在雨中挑着一担稻子走那么远的泥泞小路，是专门为了给我带路。
雨渐渐停了下来，在路边找了一个水还不是特别浑浊的池塘，将灌满泥浆的鞋袜及沾满泥浆的裤腿洗干净后，向前走了约莫几里路，终于看到了一间门口摆了屠凳卖肉的小卖部。卖肉的大哥指着前方的一间房子告诉我，那就是朱医师的诊所。
到诊所时大约是下午三四点钟， 朱医师刚好出门采药去了，他儿子和儿媳接待了我。知道我的来意后，小朱医师非常自信地告诉我脉管炎他们肯定能够治疗，也绝不会危及到患者的生命，而且他们家有专门的病房可供病人及陪护人员住宿。得知我尚未吃午饭，便让他媳妇给我做饭，乘此机会，带我参观了他家的诊所。这是一间典型的私人诊所，独门独户的砖瓦房看起来还比较新，应该是才建好没几年，与周围我看到的绝大多数房子比起来，显得还算是比较气派。前院是诊所，后院供其家人居住生活。进门的大厅，左边摆满了盛装各种中草药的药柜及台面上放置着天平和带托盘小称的长条柜台，用来充作药房。右边放着一张条桌，几把椅子，几条长凳和输液架，用作治疗室，供病人看病及临时输液。大厅右边，是摆放着几张简易单人床的病房。看来，如果我将父亲送过来住院，治疗、住宿和生活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尽管心中已经有了初步决断，我还是觉得必须与朱老医师见上一面后再做最后的决定。
一直等到傍晚时分老医师才回来。尽管也听不大懂，但我还是明白了他想要表达的意思：父亲的病肯定能治好，更不会有生命危险。不用手术，他也不会做外科手术，主要采取中草药外敷和内服的方法。手指已完全发黑的部位，组织已经坏死治不好，但只要还有一点血色的部位，都能够治好，且基本上不会复发。
告别了朱老医师，按他们指示的路径前往井字街，准备从那里经湘乡、湘潭、长沙再回武汉。天渐渐黑了下来，伸手不见五指，既看不到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也没有看到道路两边有什么人家透出的灯光，更看不到哪怕一个行人，只有在偶尔驶过的卡车灯光的照射下，才能看清处在群山之间崎岖蜿蜒的道路。独自一人踟蹰前行，不知道还要走多远，也不知道前面是否有野兽出没，双手紧握着雨伞，随时准备着同不知在何时何地可能出现的野兽进行搏斗，害怕极了。就在我精疲力尽，身心俱疲的时候，几点稀疏的亮光映入了眼帘，井字街终于到了。
当晚停电，街面上也看不真切。实在走不动了，连价钱都没有问，就一头扎进了遇到的第一家，也许是唯一的家旅店中。旅店应该是私人经营的，在一个大长条形的房间内，用竹席子隔出来十来间房子供旅客居住。知道我还未吃饭，老板娘送来了一盘烧肥肠、一盘爆猪肝，还有一钵用陶钵蒸出来的米饭。也许是太饿了，直到今天，那仍然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一顿饭，尤其是那盘烧肥肠，还有用陶钵蒸出来的米饭，始终让我难以忘怀。吃罢饭，老板娘拿来两根蜡烛，并将一盆热水送到了房间让我泡脚。第二天一早，在店里吃完早餐，抱着“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偏见，并已做好挨宰的充分思想准备的我前去结账，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住宿加上餐费一共只花了8元钱，在武汉，光那一大盘肥肠，也绝对不止8元钱啊。
回汉还算顺利，次日凌晨4点多到达武昌南站。征得主任同意，在保留床位以备万一的情况下，当晚便和母亲一起带父亲坐上了开往长沙的列车。次日早上乘长途汽车转湘潭进而到达湘乡。在湘乡包了一辆农用车就直接赶到了诊所。朱老医师在详细地察看了父亲的左手后，便立即开始进行治疗。除了开了中药煎服以外，将草药捣碎后敷在左手红肿部位，又从标有“脉管炎1号”手写标签的玻璃瓶中取出一种白色粉末，涂抹在五个指头发黑及还有血色的分界位置并逐一进行包扎。
由于我的探亲假已经超期，急于赶回单位上班。在一切安顿好后，便前去与朱老医师辞别，准备第二天一早赶回武汉。临分别时，老医师叫住了我，搬出了一口硕大的木箱。打开木箱，是满满一箱锦旗和一个红色的缎面本子。老医师将那本子递给我，打开一看，是湖南省颁发的副主任医师资格证书，也才知道，原来老医师名为朱尭鑫，而不是什么“朱咬金”，（当地人将“鑫”念做“金”）。在证书中，还夹有两张湖南省“七五”和“八五”攻关证书，分别是心脑血管疾病攻关和脉管炎攻关。带着好奇心翻了翻那些锦旗，送锦旗的人基本上遍及了全国各地，甚至还有不少是军人，不得不令我肃然起敬。老人告诉我，让我看这些，是要我放心将父亲留在这里治疗，回去后能安心上班，不要心挂两头，果然是医者仁心。
当时，弟弟正在老家一中读高三，即将面临高考。我还在倒班，每8天一个循环，两个白班，两个中班，两个夜班后基本上可以休息两天。于是开始了这个休息日回老家看望弟弟，或给点生活费，或告知一下父亲的病情，让他不要担心家里的事，安心学习；那个休息日到湖南看望父母，了解父亲治疗最新情况的生活。在第二次看望父母时，父亲的左手已经完全消肿，以前发乌但还有一点血色的部位也基本恢复正常颜色，疼痛也较前期大大缓解。用药也变成了涂一种叫做“脉管炎2号”的粉红色药粉和服用中药煎剂。朱医师介绍，目前左手手指病变部位，除了以前已经完全坏死的地方外，毛细血管基本重建完毕，下一步是让已经坏死的部位自然脱落直至最后让伤口完全收口。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晚上陪父母在诊所门口和朱老医师一起乘凉聊天时，老医师问我是否知道湘军统帅曾国藩，告诉我前面不远处就是他的故居，并指着前面的一座青砖瓦房说那里曾经就是曾家祠堂，只不过现在用作了附近村民碾米磨面的磨坊。万万没想到，这里竟然是被国共两党领袖共同推崇，号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千古完人曾文正公的家乡。父亲同时也告诉我，朱医师的祖父曾经是曾家家医，外祖父是一位专治各种疑难杂症的游方郎中，老医师完整地继承了两家的医术，并深受当地的村民爱戴，经常有曾经得到过他救治的附近的村民专程上门表示感谢。母亲也告诉我，让我不要再为因为远离集市，买菜不便而担心，邻近的村民知道父母吃菜有困难，今天东家送几颗青菜，明天西家送几个瓜果，基本能满足日常所需，给他们钱都不要。
翌日早起，也许是心情大好的缘故，呼吸着微风吹来的阵阵带着淡淡清香的空气，看着眼前青翠欲滴的修竹以及远处在漫天朝霞辉映下，被盛开的杜鹃花装点得一遍火红的群山，只觉得心旷神怡，第一次发现这宁静祥和的景色是如此的美丽，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过如此吧。
在此后的治疗时间里，父亲和朱医师成了很好的朋友，闲暇之余 ，两人或在一起谈天说地，或在棋盘捉对厮杀，亦或诗词唱和共话友情。在父亲那本专门用来记录治病过程和收集药方的日记本上，我有幸看到了朱医师亲笔用小楷书写的几首诗词，对老医师的古文字及书法的功底也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可惜由于多次搬家，那本笔记本不知让我丢到了哪儿，再也找不到了。我也曾问过老医师为什么不走出大山，在大城市里开一间私人诊所，凭老医师高超的医术，定能赚得盆满钵满。老医师告诉我，早年他也曾经在外面的医院干过，奈何他夫人太过软弱，极不适应城市生活，再就是想培养一下儿孙，给后人留下一个比较稳定的饭碗，另外这里缺医少药，也确实需要医生。
屋漏偏逢连夜雨，七月初，母亲不知道是因积劳成疾，还是水土不服，抑或是别的原因，大腿上长了一个血管瘤，且发展得非常快。当时父亲手指的坏死部位虽已脱落，但伤口尚未愈合。朱医师在给母亲开了几副用于对血管瘤根部进行收敛，利于手术时减小创面的中药后，催我早点带母亲手术，一旦血管瘤破裂，将危及生命。我们全家给朱医师送上了父亲早已定制好的锦旗，以表达最诚挚的谢意。在带了一小瓶“脉管炎2号”药粉，几副中药及药方后，告别了朱医师，将父母接回了老家。
母亲的手术非常成功，主治医生说像母亲那么大的血管瘤而手术创面那么小的，还是第一次碰到。
在此后的日子里，父亲就在家自己给自己敷药，朱医师也根据父亲在信中对病情最新情况的描述，不断调整口服中药的药方，半年后，父亲的病终于完全治愈了，而且困扰父亲多年的坐骨神经痛及心脏病，也奇迹般地好了。父亲生前在春节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或写信，或电话给朱医师拜年，对老医师的救命之恩表示感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父亲手指上的伤口完全愈合后，那瓶“脉管炎2号”药粉尚剩小半瓶，被村里一位足部有坏疽，跑遍很多医院而伤口久久不能愈合的老乡拿去敷用后不多久，伤口也奇迹般地愈合了。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是后来才得知，那里不仅是曾国藩的故乡，我曾住宿并多次经过的井字街，还是蔡和森、蔡畅的故乡。想当初，革命母亲葛健豪，一个小脚老太，毅然决然地带着一双儿女，漂洋过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造就了我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那是一片怎样的神奇土地啊。可惜由于来去匆匆，就连近在咫尺的曾氏故居都未能前去参观，至今仍引以为憾。
三十多年过去了，父母也先后辞世。也不知道朱老医师是否还健在，若还健在，也应早过了耄耋之年了。每当想念父母时，总不由自主想起那段求医的往事，想起那片山水，更想起那些生活在那片山水上质朴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