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中国互联网

如果我们都不那么健忘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记住1993年3月9日，这一天，中美之间开通了互联网络之间的连接，中国自此开始有了和全球互联网开端性的连接。1993年3月2日，高能所租用AT&T公司的国际卫星信道建立的接入美国SLAC国家实验室的64K专线正式开通，成为我国部分连入互联网（Internet）的第一根专线，说是部分，是不是全部，而只能访问美国所指定的一些网站。

　　但中国这边庆祝会还没开，美国政府第二天就知道了消息，立刻通知有关单位关掉通往中国的线路。理由很简单，冷战虽然结束，但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入Internet。美国政府担忧中国会从Internet上大量获取美国的资讯和科技情报。为此，双方在开通Internet通信服务后，也就是从3月2日到3月9日的这一周时间其实是不通的，也就是说，虽然连通了美国，但对方没有应答。从这个意义上说，1993年的3月2日和3月9日都有着历史意义，都值得纪念。

　　好在参与合作计划的40多位美国科学家向美国政府坚持开通。一周后的3月9日，美国政府同意有控制地对中国开放Internet。美国又发来一些文件，对网络安全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中国专线只能进入美国能源科学网，并且不得在网上散布病毒和用于军事及商业目的，中方必须签字后才能使用。

　　推动这一专线连接的人叫许榕生。许榕生原籍福建莆田，1947年出生在福州，少年时期就读福州三中。1965年，许榕生读完高中二年级后，提前一年考上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78年，许榕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生，许榕生一开始报考的是中科院计算机所的模拟计算机方向，但被高能所录取了研究生，高能所当时需要计算机人才帮着做实验数据的模拟计算，就这样，许榕生进入了高能物理所。可能连他也没有想到，他会在这块象征着中国最高科研实力的地方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并直接推动Internet在中国的生根发芽。

　　1982年，经高能所领导批准和李政道教授的推荐，许榕生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攻读博士学位。加州大学有9个校区，8所分校，1965年成立的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SantaCruz在学术上和大名鼎鼎的伯克利分校齐名，也曾被著名的美国新闻杂志与世界报导杂志评鉴为最佳学府。圣克鲁斯位于旧金山以南约2小时车程的太平洋海岸，加州最著名的17里海滩及蒙特利半岛离此只有十几分钟车程，是一个风景秀丽的休闲渡假胜地，也是冲浪者的休闲天堂。

　　许榕生博士实验是在斯坦福大学直线加速中心（美国SLAC国家实验室）做的，在博士毕业的最后一年，许榕生会时常开着车从17号或者1号高速公路上转到280号高速公路，穿过硅谷，来到斯坦福大学做实验。1号高速公路有着全美最美丽的海岸线，而280高速公路两旁也风光秀丽，有连绵的群山，有如画般的草地，上面还有牛羊放牧，还有樱桃和李树等果园风光，更有诸如门罗公园、苹果公司这样的圣地，真让人流连忘返。1987年许榕生获高能物理实验学位后，也留了下来，继续在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

　　1988年夏天，在博士后研究到尾声的时候，许榕生得到了祖国正负对撞机即将落成的消息，他决定回国。李政道教授得知许榕生回国的消息后，十分欣喜，并给予了包括许榕生在内的诸多回国留学生一比每年3000美金的外汇基金项目，并声明，这比钱，就是生活补贴，不用作为科研经费，怎么花都行。这比经费在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停掉，因此许榕生等其实只享用一年，但即便如此，许榕生也对李政道充满了感激。

　　就这样，1988年秋天，许榕生回国。许榕生回国后，美国高能物理界正好遭遇了一次大挫折：设在德克萨斯洲的一项高能物理工程下马。这时在美国留学过并与这项工程有联系的许榕生建议一些美国科学家，何不到中国继续研究？许榕生的建议很快有了回应，斯坦福大学教授瓦特・托基（WaterToki）决定带一批美国学者来北京进行高能物理的研究。美国人要在中国做研究，首先提出接通国际网络的问题，即电脑与美国接轨。搞尖端研究要每天24小时与在世界各地的同行沟通进展来解决难题，必须将自己的电脑接通国际电脑网络。但当时中国科研与外部世界沟通只能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和传真来调用国外的科研资料，不仅困难，而且费用昂贵。当时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也有这个需求，虽然许榕生回国带回了最新最好的模拟计算软件，但这类软件本身是有升级换代的，需要不断更新，这个需要通过Internet进行。

　　于是，中美科学家一起讨论怎么推进这个事情，最终决定租用64Ｋ通信专线的方案，当时AT&T卫星专线每月开销是7000美元，而打国际长途的费用每月要15万美元，也就是说用电脑网络可以节省20倍的费用，单从经济上算帐是个好事情。由于适逢那场政治风波的缘故，结果此事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1991年夏，托基教授把与中国计算机联网的报告寄给十几个全球顶尖的科学家，让他们签名支持，其中大部分都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及丁肇中教授。这批科学家签名后，通过美国能源部高级顾问潘诺夫斯基（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四人领导小组成员，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递交美国能源部，这封信对美国方面再次做出决定起了很大作用。托基教授将这封信托付给潘诺夫斯基的时候，特意让在美国访问的许榕生教授同往，目睹了这一令人感动的场合。

　　国际专线通过北京三元桥的国际通信局租用卫星，直通美国旧金山市，然后通过电缆连通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的计算中心。在中国这边，从三元桥接通五棵松的821局，在通往玉泉路口的高能所计算中心时出现了重重故障，于是只得一次次试验，就这样过了18个月，期间美国工程师甚至建议从地铁里拉一根光纤。当时，因为巴统的缘故，美国商业部还限制路由器出口中国，美国科学家只得到斯坦福加速器中心借了一个给北京高能所。

　　当时64K专线连接上Internet的线路费用是4000美金，由于是中美合作项目，因此，按国际惯例，中方需要出2000美金，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高能所计算中心来说，这不是个小数字。许榕生认识当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的曾明（现为基金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曾明本身对网络很感兴趣，在高能所面临网络维护经费困难时，他建议到基金委寻求帮助，并带领许榕生去见当时的基金委计划局副局长郭师曾，说明高能所可以提供网络资源服务。郭师曾对互联网的重要性十分清楚，她也很支持此事，不久基金委同意与数学天元基金共同出资，给高能所30万元的经费。同时也开列出基金项目负责人的名单，请高能所开通拨号终端服务，使中国当时各个学科的重要科学家及早地通过高能所使用E-mail。

　　高能物理所之后开始扩大上网帐号的范围，同时也陆续有人闻风而来，穿过三道保卫，四道门，到高能所用公众帐号体验上网或办事，这其中，有准备筹办Chinabyte的报人宫玉国，有想把自己写的小工具软件放到Internet上进行共享的程序员雷军，还有想查点海外文献的书生方兴东。

　　与许榕生渊源很深的还有两个互联网名人，一个是创办亚信的丁健，另一个是搜狐的创办者张朝阳，许榕生和丁健有着几乎相同的教育背景：本科是在北京大学念的，研究生是在中国科学院就读的，到美国后的第一个大学都是加州大学，不同的校区而已，他们两区别就是许榕生要年长将近一轮；许榕生和张朝阳则同时受惠一个人，那就是大科学家李政道，他们同是受李政道先生资助而留学美国的。这个世界实在很小。许榕生研究员还给我验证了诸多重要历史细节，诸如最开始亚信先回国的是丁健，因为他目睹了丁健给田溯宁通报高能所已经连接Internet的激动。

　　许榕生先生不仅是中国互联网连接世界的推手，他同时也是中国最早向大众传播和介绍Internet知识的人，他在电脑报上开设的关于 Internet的专栏是中国最早的介绍Internet的专栏，他开设的中国之窗是中文世界里最早的中文网站之一。在一次到重庆的讲学过程中，许榕生感慨自己接近Internet牧师的角色，时任电脑报常务副总编的陈宗周对此把话接了过去，许先生，牧师就是教父的意思，你就是中国互联网之（教）父啊。许榕生也由此有了中国互联网之父的美名。

　　今天的许榕生还没有退休，他依旧是中科院高能所计算中心的负责人，他也是中国网络安全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之一，我在2008年冬天曾去北京拜访了这位尊敬的老人，老人身体很好，精力充沛，依旧工作的科研的第一线，谈起互联网来眉飞色舞，格外有兴致，他的结束语至今让我动容：每当想起我（为中国互联网）所做的一切，我都特自豪，特骄傲，但我更感谢小平同志和李政道先生，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我为我的这个国家和人民做了我该做的。说的真好。

　　今天，2009年3月9日，也是许榕生主导的高能所连接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中心的64k专线双向开通的16周年纪念日，特撰写此文。

　　我所创作的《中国互联网史》是一部产业历史，因此，关于许榕生、钱华林等互联网学术先驱描述较少，但这不能影响许、钱等多位老人给我们这个行业兴旺和这个国家进步所做的推动性贡献。（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