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远：中国画如何为时代造像
艺术家冯远在上海海派艺术馆的个展名字叫“翰墨履痕”。“痕”是冯远很喜欢的字眼，之前他在北京的展览叫“无尽意·痕”，在他看来“作品就是我在追求艺术道路上，每个阶段所留下的痕迹”。“翰墨履痕”展出了他中青年时期的重要作品及近年来的新作500余件（幅），艺术语言以水墨设色为主、工写兼俱，又兼及其它。“基本主题都是关乎人的艺术和历史的人，崇仰前贤、俯悯苍生和画我眼中的世界。”他在展览自序中写道。
1969年，17岁的上海知青冯远来到了黑龙江查哈阳农场。在那里，他生活、工作了整整八年，并开启了自学成才的笔墨生涯。1974年，他的连环画作品《苹果树下》入选“第五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并获得“优秀奖”，一举成名。五十载光阴倏忽，从北大荒知青到浙江美术学院研究生，从美院教授、副院长到政府官员、美术馆馆长、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的负责人，无论身份如何转换，冯远从来没有放下他手中的画笔。
很难用某一种固定的风格标签来定义冯远和他的艺术，就像在这次展览上，既可以看到歌颂英雄主义、弘扬豪勇精神，严肃深沉的“大画”，也有描绘劳动者日常生活场面，侧重于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人物个性特征的写生，还有写古代文人、仕女，含有古意和雅趣的创作，以及抒情遣兴和表现笔墨情趣的“小品”，从中反映出他一路以来对笔墨、造型、色彩、意境等绘画本体的思考研究与实践探索。
“身为艺术创作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求用不同的艺术语言、形式、技法去表达艺术的主题。”他认为，“艺术家的作品不光是一个时代的折射反映，还应代表着作者对时代的观察思考与发声回应”。这是“为时代造像”的题中之义：艺术何以承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图景？绘画能不能将世界种种择其要义地浓缩进同一画面，为世界发出和平进步呼声？艺术有这个责任义务吗？冯远表示，自己是带着这样的设问，决意向这一宏大叙事和形式语言表达方式发起挑战。
“当年黑龙江老乡、辽宁挚友送别我上学时，我曾立下的誓愿，学了本事画好中国人、画好中国历史、画好世界。这些年来不能说我做得很好，但我努力去做了。”这是冯远为艺的态度。“我的所思所想都坦白在我的作品中。”
Q：怎么用中国画的形式来表达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对于传统形态的人物画现代转型，您有怎么样的思考和经验可以与大家分享。
冯远：传统人物画在向其现代形态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把人画结实、画厚重。完全沿袭传统的方式，线条勾勒、平染，已经不能承载这个时代的人的精神状态，而艺术始终在追求变化，如果因袭原来那套语言来表达当下，一是技法不够用，二也缺乏时代感。
艺术形式本身有无限种可能。它可以表现真实世界，就像我的那些现实主义风格的创作，反映历史的人物，反映现实的人物，反映农民工，反映农民，你会感觉很真实。我动用了一切我认为可以用得上的手段，同时，我也保留了中国画的材质、中国绘画的笔墨语言和线造型的基本特点。我没有完全越出圈子，变成一个西洋化的范式。这是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一条路子，某种意义上，也确实是我的岗位赋予我的任务。但同时，作为艺术家，我们也应该永无止歇地寻求新的、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来丰富艺术的样式，这也是一种创新的探索。我也做了不少实验性的水墨作品。我觉得这样两者的互相交替进行，在丰富我对艺术的认识，与探讨多种艺术手段的可能性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我相信也因为有了我的那些试验性水墨，等我再做现实主义创作时，对我也构成了一种补充。
我确实很欣赏毕加索的那句话：不要重复自己。我不能说在创新这方面，我达到了多高的水准，但是我从来没有满足于某一种固定的风格。在现实主义创作之外，我很希望能够将中国的传统艺术在现当代语境中发扬得更好。我自认为我的作品是比较中国化的，诗、书、画、印齐全。近现代以来，有很多艺术家极富创新意识，对传统绘画持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希望能从观念上颠覆之。我跟他们最大的不同是我接受传统，而且认真地学习、研究、掌握了传统，再积极寻求变法与变革。既吸收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基本元素，也吸收西洋绘画的一些理念和抽象表述的方式，从而形成了你们看到的多样风格。这也是我把展览的名字定为“履痕”的初衷。一路行来，我经历过的各个艺术阶段，进行过不同角度的探索，我将这些阶段成果坦白地呈现给各位。它们可以不成熟，但是毕竟印证了我这些年做过的艺术创作之路。
Q：您似乎特别喜欢在画面中将人聚在一起，展示群体性的脸、群体性的手。也似乎特别钟情于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种观照角度，这是否也与您的个人经历相关？
冯远：准确地说，有关系，但也不是那种“直截”的关系。我曾经做过知青，作为一个中国最普通底层的农民，过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我目睹过也体会过底层人民的艰辛和不容易，也与他们一样，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起起落落，而在退休的年龄能赶上这样一个时代，我也和他们一样，由衷感到欣慰和自豪。
我之前也讲过，作为主修人物画的当代艺术家，我是从国人的眼神、表情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中感受到国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的。从原来的忧虑、期盼，到今天的坦然，由内而外焕发出的幸福感、自豪感与自信心，这是我作为人物画家，从人们的脸部表情上直观感受到的东西。我想要在作品中描绘他们。
另一方面，我在从事艺术研究的时候，发现中国传统绘画很少有表达多人物的大型场面的绘画。多人物、多层次的宏大叙事对传统水墨画而言是有难度的。我由此一直存有这样的信念，在掌握了传统笔墨的专业技法的基础上，能否尝试着突破这一点。于是就有了你们看到的这种多人物、大场面的画面尝试，这其实也是我有意突破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一种努力。
Q：也包括您对色彩的运用。
冯远：我认为只要把控得好，颜色是可以恰当引用的。多人物的组合，只要有坚实的造型能力和善于掌控画面的这种能力，用中国画表达多人物场面、多层次构图是可能的。我实际上是把它当做一个课题来攻克。在连续完成了几件作品之后，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可以解决的。
事实上，也不光是中国美术史上这种大型题材的创作很少，即便在现当代作品中，表现多人物场面的，也大多采用油画等西洋绘画语言，因此我也觉得自己应该来带这个头，用中国画的手法表现新时代的精神面貌。像《中华人文图》这类跨时空、超越历史情境的肖像类作品，是我有意在艺术上寻求的一种突破。回到先前的问题，我的多人物画，前期是跟我的经历有关，后期是我有意识去攻克一个艺术课题，想解决一些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究竟做得怎么样，艺术家同行尽管评价，但是我努力了。
Q：这些年来，关于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探讨也非常活跃，站在您的角度，您是如何认识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对于这些年来中国美术主题性创作的得与失有怎样的评价。
冯远：关于主题性创作，首先我们的目标性非常明确：表现当代人，表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现代科技人员，也表现领袖和人民在一起。但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表现？当然，比较常说的，是在现实主义理念指导下的创作。需要注意的是，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指向，它要求你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社会的发展，关注你生活的时代，但作为创作手段，它并不限定你只能用写实主义的、古典主义的某一种特定的方法来表现你的对象。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我认为它具有一个广阔的、从具象到意象的表现空间。
我们常常把现实主义艺术理解为画写实的人和物，画得像照片一样，甚至直接复刻照片。所以在大量的这类作品中，确实出现了一些虚假的感觉。有时也出现了一种摆拍式的，概念化、程式化、过于说教的，甚至是标语口号似的东西，这是我们在进行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时要非常警惕的。
我时时告诫自己，不要陷入这样一个陷阱。主题创作给了我一个限定性的命题，比如画中华人文历史、画现实生活中的人、画农民工、画希望工程的孩子，但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去实践的，是努力用艺术的样式、艺术的语言去言说这些厚重的主题，规避那些程式化、概念化的表达。我不能说我的这些作品中没有这方面的缺陷，作品不用你辩白，观众和同行自然会从中读出你做得怎么样。你想创作出真正站得住、留得下的艺术作品，就必须遵循艺术本身的规律。你要反复追问自己，多少年以后再来看这个作品，它是否可以代表当时的时代，而不是简单的应景应时之作？我想这是主题性艺术创作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Q：对现在的海派美术和上海从事海派美术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或者寄语？
冯远：上海是我的出生地。后来我去浙江上学，在那里待了二十年，学习浙派人物。南方学艺术，北方下乡，而后又到北方工作，在这南北往来的过程中，我对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在一种比较与感悟中，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体验。
上海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其地域属性、历史特性、文化根性，乃至开放个性，都与全国其他省份有所不同。海派文化的发展既记录了我们曾经屈辱的历史，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上海文化中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本帮文化、移民文化和上海市民所特有的文化习俗，八面来风，熔于一炉，展现出开放包容、善于学习、追求创新的个性。这种多样文化生态并存共生的特质，在其他省份也是鲜有的，这就是我认识中的海派，既具经典性，也具包容性，更具未来性。
Q：海派艺术的这种多样性与创新性，与您的作品的气质其实也有某种暗合。
冯远：作为一个从上海走出的游子，我当然愿意为提振海派在新时代的发展，推动新海派文化的繁荣发展作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不能说我就是海派中的一个成员，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具有海派特质。希望我的这个展览可以给年轻人发展新海派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引发他们的一些思考，鼓励他们去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