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汉书》论十（元帝纪第九）

读《汉书》论十（元帝纪第九）

        元帝少即好儒，继位之后，延登儒生，委以大任，纯任儒教，宽以待下。不论良莠，皆施之雨露；法外施恩，巨奸大猾，亦蓬勃而兴。以宣帝之明察，乃断言：“乱汉家天下者，太子也。”终元帝一世，汉宣中兴之业，竟以渐衰。

        究其始，元帝优柔寡断，滥施恩德。朝廷官吏，皆奉一己之私，而置国事于不问。苟且偷安，图一身之荣升；闭目塞听，任壬人之冒进。有司尸位素餐，法令弛废，徒具虚文。正气淹滞，邪氛日盛。

        先秦儒学，倡仁爱，主君臣父子，由人伦而发，至于责任、义务，至于位分。其言“当仁，不让于师”者，意谓普遍约束也，人人概莫能外也。

        至于战国，诸子勃兴，百家争鸣，互相攻讦。诸家平等，莫能凌越，虽王侯之尊，莫能尊卑之、挫抑之、扬举之。天下士子，逐影从风，非儒即墨，如水之就低，不可遏止，遂成一时显学。

        秦汉以降，董仲舒点金成铁，弃先秦儒学之亲民、贵民之义，捡拾法家三纲之说，以为臣子于其君父也，不论对错，均应绝对服从。尽弃先秦儒学之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奉帝王为圭臬。儒生固应为帝王师友，今陵替至于帝王之家奴矣。

        百家皆罢，儒术独尊。儒学本为道，今等而下之，至于术矣。元帝即位，重用儒生，委之国政。此辈本无意于儒学，其尊奉儒学者，特以捷取富贵也。饰文矫情，侈谈德性；大言刺刺，袖手论经。上行之，下效之，遍国中皆儒服矣，异口同声，皆以教化为事功，弃法律而不用。儒学本以倡教化、捐刑法为人所病诟，今举世行之，人人皆以执法为害，弃其职守；以按法为耻，纵彼奸恶。暗送人情，法外市恩。法之不行者，所从来久矣！

        于是，盗贼屡兴，而吏不为禁，不惟不禁，反挟以自重；奸邪弥盛，而官不为制，不惟不制，反示以宽仁。何哉？行国家法，取怒于邪佞，且危己身；废朝廷法，窃誉于国中，且博令名。苛刻对善，宽弘待恶，人争趋恶，尽弃其善，如决堤之水，莫能止之。

        嗟乎！亡天下者，非天下人也，实有以导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