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28经典共读

    刘老师说，寒假他打算带领大家读一本小书克里斯蒂娃的《主体 互文 精神分析》，我赶紧在当当网购了这本书，并申请共读。

      刘老师单独建了一群，群名叫“要有光”，并把申请共读的我们拉了进来，起初他说只五、六个人即可，我看了看群里共有十六个人，想学的人真是不少，也说明人们还是向往光明的，也想自己发光发亮。

       我想共读之前还是要先自己读才行，于是从作者开始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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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编辑：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原籍保加利亚，1966年移居法国，现为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其知识履历横越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等多个领域，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代思想宗师。罗兰·巴特概括其特点说，“朱丽娅·克里斯蒂瓦总是摧毁那一我们以为我们能够从中感到慰藉、我们可以引为自豪的最新的偏见。”80年代以后，她在英语文化圈多被读作法国女权主义的标志性理论家，与西苏(Hélène Cixous)和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构成“法国女权理论的新神圣三位一体”。尽管她个人有时希望将自己与女权主义区别开来，但她那些独具风格的概念及其使用如“符号性”、“卑污”、“母性穹若”不仅与女性相关，且对女权主义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出生：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生于1941年6月24日)，保加利亚裔法国人，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精神分析师，女性主义者，最近又成为小说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居住于法国。1969年，克利斯蒂瓦出版其第一本书《Semeiotikè(符号学)》之后，在当今的国际批评分析、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领域开始产生影响。她著述广泛，包括书籍、随笔和建筑意义出版物的序言(译注一)，其中包括有关互文性、符号学和屈辱性的见解，覆盖语言学、文学理论及批评、精神分析、传记及自传、政治和文学分析、艺术及艺术史。与罗兰·巴特、茨维坦·托多洛夫、吕西安·戈德曼、热拉尔·热奈特、列维－施特劳斯、拉康、格雷马斯、福柯和路易·阿尔都塞一起，她是最重要的结构主义者之一，当时结构主义在人文学科中占主导地位。她的著作在后结构主义思想中也有重要地位。

第二故乡：

      克里斯蒂娃出生于保加利亚的斯利文，1966年12月移居法国，时年25岁。在几所法国大学中继续其教育。到达法国，克利斯蒂瓦感受到结构主义影响的逐渐消退，受到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思想的挑战。1965年加入“Tel Quel小组”，她开始关注语言政治学，成为小组的活跃成员。克利斯蒂瓦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于1979年完成。从某种程度上讲，她的工作可以视为尝试将精神分析方法运用于后结构主义批评。譬如，她对主体及其结构的观念与弗洛伊德和拉康有相似之处。然而克利斯蒂瓦拒绝以结构主义的方式理解主体，相反，她赞成主体总是“在过程中”或“在危机中”。她以这种方式促进了精炼结构的后结构主义批评，同时保持了精神分析的教学。她在70年代曾至中国旅行，并将其经历写成《关于中国女人》(1977)。

主张：

        克利斯蒂娃最重要的主张之一在于符号学。她用的“符号学”一词不应与索绪尔的符号学相混淆。对克利斯蒂瓦来说，符号学与婴儿的前俄狄浦斯期密切相关，而前俄狄浦斯的概念涉及弗洛伊德的、主要是克莱因及英国客体关系精神分析的著作，还涉及拉康的理论(前镜像阶段)。这是一个情绪范畴，受制于我们的本能，本能则存在于语言的裂缝和韵律中，而非词语的外延含义中。从这层含义讲，符号学反对符号(象征, symbolic)，符号对应着那些意味着较严格的、精确之含义的词语。她还以其关于屈辱(此概念涉及拒绝的原始心理力量，被指向母亲形象)和互文性概念的著作而闻名。

人类学和心理学：

        克利斯蒂娃认为人类学和心理学、或者社会与主体之间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彼此，而是遵从相同的逻辑：群体和主体的幸存。她在对俄狄浦斯的分析中进一步声称，说话的主体无法自行存在，而是他“站在脆弱的门槛上，仿佛是由于一条不可能的划界而站立着”(《恐惧的权力(Powers of Horror)》，P85)。

          在她对两种学科的比较中，克利斯蒂瓦主张，个体排除屈辱的母亲，以此作为形成认同的手段，这种方式与社会被构建的方式是一样的。在更广阔的尺度上，文化排除了母性和女性，并由此达成存在。

克里斯蒂娃与中国：

         1974年5月，克里斯蒂娃与罗兰·巴特、菲利普·索莱斯等五位法国的批判知识分子来到中国，在这之前她曾在巴黎第七大学学过四年的中文，但还是被中国的“刻板的官方言论”打击了积极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无法真正把握住她所学习的古老汉语，与中国当代社会的言语现实，以及她所预设的中国女人的生存状态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此行之后罗兰·巴特对中国的评论公开得很少，而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妇女》一书虽然顺利完成了，却很难说她已经以她惯有的敏锐，触碰到了中国妇女的生存状态。她在书中对中国女人地位的某些理想化描述，对中文“音调传统”的“前句法化”，以及中国文化主体的“母性秩序”之阴性化特质的赞扬，基本上还是从批判西方的父权话语出发，借以引申出东方的某种“他者化”本质，这在后殖民理论谱系中非常容易受到批评。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如果说克里斯蒂娃的中国之行，对于她写作《中国妇女》一书来说，是唯一的一次就地取材，一次“互文”行动发生的可能，那中国妇女当代感更强的生活，为什么在她的叙述中不曾指向费边所说的“同时性立场”(the position of coevalness)。此次她在中国所作的讲演中重温了针对“中国经验”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因果性、神性、女性和男性、语言和文字等概念，是否有助于培养一种特别的人的主体性，不同于希腊——犹太——基督教传统所建构的人的主体性？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些主体经验，究竟如何与我们普遍的，或至少存有差异的人类中的另一种行动者相遭遇、相对立或相互并存?”与此同时她也提到中国共产主义的“特殊性”。我认为重要的是这两个问题之间如何“互文”?借用后殖民主义者对克里斯蒂娃的批判，如果说所谓“阴性”本质，无论体现在语言还是性别上，都是对第三世界民族一种前历史化的本质主义定位，而恰恰中国所发生的当代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含有普遍性的冲动，克里斯蒂娃所目睹的共产主义中国经验是属于世界历史的，要对它进行有效讲述，解构主义加上后殖民主义也未必足够，中国妇女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但问题在于她们和民族国家等群体性、“条件性”话题结合得更复杂和紧密，而对她们的整体化想象实际上不一定是克里斯蒂娃的强项。 [1]

主要作品：

         《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1969）；《恐怖的权力，论卑鄙》（1980）；《面对自我的陌生》（1988）；《心灵的新疾患》（1993）；小说有《武士》，《老人与狼》《特瑞斯我的爱》

参考资料：

1.  女人就是女人——克里斯蒂娃印象  ．作家杂志[引用日期2016-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