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变革视角，民国的短命原因与秦二世而亡一样（上）

秦二世而亡，从文明视角，固然有法家性恶论对华夏文明根基动摇后的反噬。

但是从社会变革角度，则明确显示为秦朝完成大一统，在制度形式上消灭了分封制，但是没有消灭分封制度的根基——分封制度形成的贵族体制。也就是说分封制形成的大量的掌握社会资源，掌握大量基层民众的贵族体制，虽然其分封体制被消灭，但是贵族这个群体极大的保留了下来。虽然始皇帝迁十二万豪族入咸阳，表面上打破了贵族体制对国家大部分地区财富和人力的表面控制。形成了始皇帝时期，豪族（前贵族）没有能力对始皇帝的皇权动摇的能力。

但是随着始皇帝的死亡，始皇帝的威亚逐步消逝。而由于全国贵族被聚集到咸阳，长期脱离原封地，对封地控制也必然日益消弱。秦二世上位杀灭与贵族有血缘关系的皇子，彻底消除华夏贵族复辟的可能。而前贵族们自身对原封地控制影响力日益消弱。如果再不有所反应，则必然导致前贵族体系彻底失去对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因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当时的时代语境里，就是揭竿而起，对前贵族群体发出复辟的战斗口号！因为再不复辟，就真的没有延续贵族身份及利益的种了！

秦朝没有实现彻底的社会变革，没有能彻底消灭贵族群体（大一统实现的不彻底，消灭了制度而没有消灭那些维护这个制度最坚定顽固的利益群体），是秦二世而亡的核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