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老公园灯光球场批斗宁道贵

往事回忆】：目睹老公园灯光球场批斗宁道贵

  (2012-07-06 22:16:50)[编辑][删除]

1968年元月22日。那天下午，正在乐山参加农代会的我，根据会议日程安排，参加了在老公园灯光球场进行的“批斗大会”。批判对象是：乐山地委代理书记宁道贵，乐山县委书记卢殿存，县长车坦，副县长邓明秋。

那天下午的灯光球场，集结了乐山城区党政机关，学校，厂矿，街道居民数千人。可谓人山人海，座无虚席，连走道上都挤滿了人。会场上红旗招展，口号声声，高音喇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曲。

会议开始后，大会主持人高声喊叫：把党内最大走资派伸向乐山旳黒手：宁道贵，卢殿存，车坦，邓明秋带上场來。这时由造反派抽选的几个彪形大汉（红卫兵）。将宁道贵等人驾着“愤气式”押进会场，会场上人们怀着对走资派无比愤怒的心情，高呼：打倒宁道贵，打倒卢殿存，等口号，当走资派经过他们面前时，愤怒的人们的拳头、口水不断飞向他们。

人们为什么对走资派如此愤恨呢？其中主要是他们推行刘、邓路线，打击迫害基层干部，58年大跃进搞浮垮风，三年困难时期又饿死了很多人。等等。

批判会是事前准备好了的，批判人上台，都按事前的准备发言。如工业系统，文教卫生系统，农村公社，都揭发批判他们在本糸统犯下的滔天罪行。发言一个接一个，不时有人领头高呼：打倒XXX，XXX必须低头认罪等口号。大会开倒下午六点左右才结束，由红卫兵把他们押回关押的地方。

那时的走资派，象这样的批斗会是家常便饭，不知要经历多少次。两派群众组织，都争着，抢着批判这些走资派，以显示自己的造反精神和革命性。你争我夺，互不相让。但从表象看起來，保守派（五部四军）对他们的态度要温和一些，人道一些。造反派（红造派）要激烈一些，蛮横一些。……

就在参加灯光球场批判会的数月后的5月29日。宁道贵难以忍受对他的摧残和折磨，在老乐山地委（现卫校）关押他的房间里自杀身亡。

宁道贵于1965年5月担任地委代理书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色造反兵团等群众组织把他视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多次进行批斗，毒打，致成重伤，含寃自杀。他在27日给家属的遗书中说：“我为什么要死呢？①有些问题说不清楚，②我的腰，手都残废了，就是文化大革命完了，我既不能工作，又不能劳动，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因此，我才决定死的。”……

1974年7月，地委报经省革委政治部同意，按干部正常死亡处理。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3月，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其家属子女享受革命干部家属子女待遇。

附：宁道贵传略：

宁道贵　　宁道贵，男，生于1919年2月，江陵县白马寺镇人，于1968年5月29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年仅49岁，生前系中共四川省乐山地委代理书记。　　宁道贵出生在江陵县白马寺镇同兰村二组（宁家渊港）一个贫农家庭里，其父宁良金世代务农，为人忠厚。宁道贵七岁时在本村上私塾一年，由于家境贫寒便当上了放牛娃。1930年家乡水灾，随父母一家六口到湖南黄山头逃荒讨饭。1932年宁道贵已是一个年满13岁的英俊少年，他看不惯恶势力的肆虐，嫉恶如仇、憎爱分明、秉性刚直。此时正是贺龙领导的红军游击在洪湖、沙岗一带发动群众闹革命的时期，他对那些传说中的革命英雄十分敬佩和向往，他梦寐以求成为一名革命者。于是三次投军，都因年纪太小被红军领导拒绝收留，后经部队领导介绍到苏维埃政府所办的区立小学读了两年书。宁道贵15岁那年家乡闹水灾，随父母到了板桥乡张家冲逃荒讨饭，并把他留在地主冯子平家帮长工。四个月后父亲来到冯家看儿子，并告诉他妹妹已饿死，家里已三天未揭锅盖了。在父子抱头痛哭之后，宁道贵只好去求冯家，要求给他已经干了四个月的工钱，狠心的地主死活不给，宁道贵没有办法，第二次又去跪下苦求，这才给了他应得工钱的三分之二——两块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其父不得不将祖传下的三间瓦房卖掉。　　1939年7月16日，宁道贵由徐植焕（当时地下党的区委书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宁道贵便积极投身于地下革命活动。这时正遇上该村姓宁的家族当轮值保长，该村是宁、杨、陈、马、徐五个姓轮值保长一年，开始宁道贵不想干，认为保长尽干坏事，他早就恨透了他们。徐植焕来到他家给他作工作要他干，从有利于革命的角度开导他，当好“卧底”可以了解敌人的很多情况和动向，随时给党组织汇报。于是他便以合法的身份，接待地下党派来的同志住宿、吃饭。时间一长，由于他给伪乡公所未作什么事，只是软拖应付，他们很不满意，因此他只干了九个月便“下台”了。　　1940年到1941年，宁道贵与游击队和地下党往来频繁，他们有时就在宁道贵家里休息。他们以卖土布作掩护，往返于引湖垸、六湖垸、白鹭湖等地，国民党军队多次对游击队进行围剿。1941年11月，游击队带着五六个挑子300来斤的土布来到宁道贵家时，已经很晚，就把布放在他家房子后的稻田里，要他代为保管转移，当晚他们就把布转移到屋里放好了。第二天晚，宁道贵与陈顺恭进屋正想把布分散保管时，因叛徒陈龙凯告密，敌人包围了宁道贵的屋子，陈顺恭听到狗叫便逃出去了，宁道贵被抓到沙岗。沙岗乡伪自卫队长田美敬对他严刑烤打后，吊了一夜。次日田对他进行审讯，一是为什么要给共产党游击队保存布，二是与徐植焕的关系，宁道贵是不是共产党。宁道贵回答，只是为了想为他们保管布后分点布，而其他的一概不知道。第三天又被打了一顿，交了30元钱就放了出来。不到十天，宁道贵去新口，又被新口乡的伪自卫队长田纪南抓到胡家场关了18天。抓去后审讯，与在沙岗所问的一样，宁道贵还是同样的回答。在这18天里，他受尽了严刑烤打，昏死过去又灌水，活过来又打。由于组织上和家里人的活动，打通关系后，花了300多元钱宁道贵才被放出来。宁道贵知道自己再也不能留在家里了，决定离家寻找革命队伍。于是变卖了属于他的所有家产，还清了债，于1942年2月同徐远金来到石首古长堤找到了徐植焕和涂一元，徐的身份是生意人，涂的身份是教书先生，徐植焕表扬了宁道贵革命意志坚定。1942年11月，日本侵略军打过了长江，宁道贵、徐远金两次被派回家乡秘密组织游击队，收缴国民党散兵游勇的枪支。　　1943年，涂一元、徐植焕、宁道贵、徐远金回到卢巷成立江、监、石三县游击大队，徐植焕任教导员，宁道贵任大队长。大队成立后的第一仗，是在黄场打败了张禹国。张禹国是秦家场一带的恶霸，手里有40多条枪，于是就作张的投降工作，结果张投降了，成立了张禹国大队，张任大队长。这时新四军已进入襄南，上级党组织派邓右文来游击队联系，还派了三名共产党员到张禹国大队任副大队长。1943年5月，县大队与张禹国大队调到襄南指挥部进行整编，成立江陵县大队，整编后宁道贵在那里经过了三个月的整风学习，组织上又分配他任五区中队长兼指导员。此时，他同徐植焕在新口建立了新口中心支部，还成立了丰河、同兰、潘家垸三个支部。　　1945年6月到1946年元月，宁道贵任江陵县大队长。1945年11月，国民党军占领了江陵游击区。1946年2月，江、监、潜三县党的工作委员会成立，邓杰任书记，宁道贵任大队长。1946年4月，国民党对游击区进行围剿，部队被迫退到天门甘子一带，整编成襄南独立大队，胡明发任大队长，宁道贵任副大队长。1946年5月底，部队调到中原进行整编，宁道贵调江汉军区手枪侦察连任连长兼指导员。1946年6月20日，中原突围打到鄂西北后成立鄂西军区。1947年元月，部队从鄂西北突围又打回中原，4月进入大别山区的安徽岳西县、潜山县、六安县。1947年4月24日，军区副司令员刘长义派宁道贵去白马潭游击队去工作，当时该队只有10多人，3支枪，经过5个月的工作发展到800多人，收缴当地地主恶霸的武装，打垮了岳西县自卫大队。1947年10月，潜山县大队成立，宁道贵任大队长。1947年11月，部队调到太湖县整编成37团，宁道贵任第三营副营长，次年9月整编成39团，宁道贵任三营营长兼党委书记，1949年又兼教导员。　　1950年3月到1965年6月，宁道贵历任屏山县县长、县委书记，乐山地委办公室主任、地委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1965年6月代理乐山地委书记。其间，1954年9月到1956年5月，在中央中级党校理论班学习。1968年5月29日，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