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6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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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长安与河北之间》第7章

通过对魏博的个案研究，探讨在安史乱后一直以兵雄天下著称的河朔三镇为何未能在唐末五代的历史巨变中继续扮演主要角色。

魏博是安史乱后唐廷为招抚安史降将所置的河朔三镇之一。之后经代宗、德宗、宪宗等朝，虽屡经叛顺，不过自穆宗以后，魏博与唐廷之间基本形成了以共同承认“河朔故事”为基础的稳定关系。这一中唐以来形成的奉唐天子为正朔，各个藩镇依据朝廷控制力强弱拥有不同地位的政治格局，经过黄巢起兵的冲击后，已趋于瓦解。

魏博牙军的基本特征是一支以依靠丰厚给赐作为生活来源的雇佣兵，以在战争中获得经济利益为主要追求，成员大都系魏博本地人，父子相袭，世代为兵，内部非常团结，具有很强的地域依附性。因此魏博牙军的政治取向是自利性与地域性的，不惜通过改易主帅来获取经济利益，他们在保卫魏博本土时，由于与乡里社会有密切的联系，往往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但长时间出境作战，则为魏博牙军所深恶痛绝。所谓“况我六州，历代藩府，军门父子，姻族相连，未尝远出河门，离亲去族，一旦迁于外郡，生不如死”，便是这一心态的生动写照。

作为一个自利群体，牙军本身只是一群松散联盟的乌合之众，缺乏明确的领袖，每次变乱，牙军都必须在军将阶层中选择一人拥立为帅，作为其利益的代言人。一旦这一代言人不再能满足牙军的欲求，他们便再次发动变乱，从军将层中另立一人，如此循环往复。自史宪诚以来，历任魏博节帅皆出自军将阶层，系牙军所拥立，得魏博自牙军，同样失魏博于牙军

我们过去对于河北藩镇的认知，大多建立在新旧《唐书》等正史的基础上，正史作为形塑王朝正统性的重要工具之一，本身就具有借助春秋笔法使乱臣贼子惧的道德训诫功能，因此其对于藩镇的叙事无疑是站在唐廷立场上的，以“叛”与“顺”作为判断的

对于河朔节帅而言，生前虽然可以割据一方，藐视唐廷的权威，但在死后依然必须接受这一政治秩序，透过神道碑这一媒介，确认其唐臣的身份与地位。从一定程度来说，授予继任节度使旌节与赐予去世的节度使神道碑，是一体两面，唐廷通过对生者地位的肯定与对逝者功业的褒扬，在每一次河朔权力更迭之际，完成了对君臣关系的重新确认，而河朔的世袭政治也借助神道碑、旌节这些媒介被纳入唐代国家体制之中，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

罗弘信取代乐彦祯的牙军变乱从表面上看起来像是魏博历史上治乱循环固定剧本的再次上演，正如一粒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掀起一阵涟漪，但又很快恢复了平静。唐廷如故，魏博如故，牙军如故，唯有魏博的主人从乐彦祯换成了罗弘信而已。但这一事件恰好发生在了唐末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百余年来牙军的勇武支撑起了魏博半独立的政治地位，使之在唐廷与节度使间左右逢源，攫取了的经济利益，但正是对这一利益链条的路径依赖，使得魏博本身养成了保守的地域性格，无力跨出河朔，争雄天下。正是在这场政变中，外来的朱温第一次成为左右魏博历史走向的关键人物，预示着一个巨大变动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