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8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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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危机与重构-唐帝国与其地方诸侯》第二章　关中：有关空间的命题  第一节　异族威胁与空间的重构 第二节　派系危机与空间的崩溃

对安史之乱爆发后关中政治课题的讨论，与其始于长安，不如始于灵武（灵州）。当长安在天宝十五载（ 756 ）六月因叛军攻破潼关而被玄宗放弃时，灵武则成为一个月后新任君主肃宗的龙翔之地。这一空间转换，不仅意味着帝国新旧权力更迭的开始，也标志着一个以灵武为根据地的政治势力——朔方军，即将登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

当来自河西、陇右的西部军团在天宝十五载的灵宝一役中惨遭打击后，朔方军便因缘际会但也无可争辩地代替了前者，成为帝国此后对抗叛军的擎柱。

京西北八镇却绝不属于这种“规划过的空间”，而是一个在原有的关内、朔方军基础上通过逐渐裂变而形成的格局。

肃代之际是帝国外部矛盾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关东的安史叛乱行将结束，而关中却将面临一波不下于前者的致命威胁，给帝国带来这波威胁的就是吐蕃。

无论乱前还是乱后，尽管关中空间重构的诱因都与异族威胁有关，但截然相反的重构过程，以及军事侧重点的倒置，显然已经无法令人将构筑京西北八镇的唐帝国，与昔日那个由朔方军独主关中情势的帝国相提并论了

如果说异族的威胁是左右安史之乱后关中地缘政治重组的一极重要力量的话，那么，关中政治实体与唐廷间的角逐将成为影响关中地缘政治的另一极力量。而它与前者构成的合力，共同决定了唐代后半期关中政治形势的走向。

按泽潞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在大历时期的崛起，其实主要并不与李抱玉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在抱玉出镇凤翔时担任泽潞留后以及在其死后接替他出任泽潞节度使的从父弟抱真有关。在李抱真的经营下，泽潞诞生了一支此后雄张山东的步兵。随着大历十二年朱泚接替李抱玉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凤翔一镇开始成为幽州兵的天下。而京西北地区由邠宁的朔方军、泾原的四镇北庭军、凤翔的幽州军所构成的三大派系格局也正式形成。

德宗即位后削弱朔方军势力是众所周知的，朔方军也成了德宗朝第一个被打压的藩镇。德宗初年唐蕃间的和解，尤其是建中四年“清水之盟”的奠立，解决了德宗此后与关东藩镇开战的后顾之忧。事实上，这一和解同样有利于德宗处理与关中周近藩镇的关系，即它为德宗削弱关中周近藩镇的势力创造了条件

或许正如帮助德宗完成此一系列成绩的杨炎，随后就将面临“赐死”的结局一样，满怀信心开始与关东诸侯较量的德宗，等待他的也是迅即而至的“奉天之窘”的尴尬。也许，上述的这一系列成功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泡沫，而当关东的“四镇之乱”作为诱因刺穿了这一泡沫后，德宗除了方才意识到危机近在咫尺外，恐怕也只能作“罪己之言，补之何益”的一声愁叹了。

刘德信的这支军队并没有帮助解除“襄城之围”，相反，它与哥舒曜、李勉的联军在随后大败于李希烈之手，只能退守汝州。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德宗在九月底无奈地诏发关中唯一一支没有被调动的军队奔赴前线，这就是泾原的四镇北庭兵。德宗最后才征发泾原兵，当然是知道这支军队向来不太稳定也不叫人放心。果然，十月的时候就发生了著名的“泾师之变”，将德宗逼离了长安。而李希烈的攻破襄城，也在十月，就在“泾师之变”后不久。

正是得因于幽陇兵的回师相助，才促使原本“犹尚未决”的朱泚最终下定僭伪的决心。但此时回师相助朱泚的幽陇兵，只是此前刚刚离开长安、正在赶赴襄城途中的戴兰、段诚谏部众，并不包括早已在襄城作战的张廷芝、陈利贞部众。

朱泚的僭伪是泾原的四镇北庭兵与凤翔的幽陇兵合力促成的结果。有趣的是，这三起叛乱的发动者分别来自关中的三大派系。“泾师之变”是由泾原的四镇北庭兵挑起的，“幽陇兵叛乱”则是由凤翔的幽陇兵挑起的，至于李怀光事件，则是来自邠宁的朔方军集团的一次“叛乱”。

京西北地区差强人意的经济环境，以及“四镇之乱”爆发后关中的财政困窘，当然是导致上述犒赏不济或禀赐不均的最终根源。但在这种局面下，唐廷首先想到的是保证它的嫡系神策军的军饷供应，而不太在意外镇的生存状况。而这些外镇，又恰恰曾是安史之乱时代唐廷的股肱。这种际遇落差难免会使外镇将士的心理产生波动，并最终诱发其做出不利于唐廷的过激行为。

这三起叛乱背后的原委，以及所反映出的关中政治、经济的矛盾或许具有一致性，并且都可以找到其历史根源。

当李怀光叛乱后，京东与京西北的勤王军队便由听命于李怀光转向受李晟节制。至此，李晟与神策军正式奠定了他们作为“奉天定难”第一功臣的地位。

总的来看，虽然都是强藩，朔方、泾原、凤翔这关中三镇所体现出来的矛盾性是两河藩镇所没有的。这种矛盾既体现在本镇内部对于勤王还是反叛存在差异，也体现在对自我认同为功臣还是叛贼存在犹豫。归根结底，这种矛盾性是它们无法在唐廷的重用与怀疑间摆正自己的位置。身处关中，又过于在意和受到唐廷的影响与制约，使得它们无法像两河藩镇那样早早确立自己的独立性格。因此在与唐廷的关系中，关中三镇其实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

对于德宗来说，两度出逃的尴尬以及爱女唐安公主的病逝，已经让他为自己对功臣的不信任付出了代价。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否认德宗初年对关中藩镇进行改革的意义，因为及时赴援的杜希全、李建徽、戴休颜等人就是在当年的改革中被杨炎提拔的。而神策军在乱中的表现，更是肯定了德宗极力培植此军的重要价值。而正是经由“奉天之难”一事，关中的三大派系正式瓦解。因此从长远来看，这反倒是帮助帝国彻底解决了关中的派系危机，为关中此后的权力重构铺平了道路。

在关中，安史之乱影响的消退则是以三大派系的瓦解为表征，并且这一转变在德宗朝初期，随着“奉天之难”这波危机的最终顺利平息，就已经基本宣告完成了。同样与河南有所区别的是，在消除了旧有的关中势力后，帝国重构关中地缘政治的进程也比河南来得更早。这种重构的趋势学者将其概括为：“在西北边地形成了以京西北八镇为核心、神策军进行统御和控制、长安东部各节镇组建的防秋兵支援三者相互配合的防边新体系。”其实，这种重构的趋势不仅限于西北边地，整个关中都可以囊括在内。我的言下之意是，京东地区的发展同样也可以纳入这一趋势中。而“神策军的统御和控制”自然将成为这一发展趋势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