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Joshua Wheeler，Reto Sterchi
来源：Science History Institute
原文链接：https://sciencehistory.org/stories/magazine/in-the-shadow-of-oppenheimer/
根据大多数记载，这片沙漠是无人居住的。这些故事会告诉你，当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被引爆时，附近几乎没有任何人居住。
2015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拍摄了一部关于这次测试的纪录片，名为“三位一体”（Trinity），开头是“在这里，离任何地方都很远很远”。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在他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著作《原子弹的制造》中写道，“一枚炸弹在沙漠中爆炸，除了沙子、仙人掌和空气的纯净之外，没有造成多大破坏”。另一部普利策奖得主、今年夏天票房1亿美元的大片《奥本海默》的原著《美国普罗米修斯》讲述了1944年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新墨西哥州漫游的故事，“寻找一块合适的与世隔绝的荒野，在那里可以安全地试验原子弹”。然而，几句话之后，《美国普罗米修斯》的两位作者凯·伯德（Kai Bird）和马丁·舍温（Martin Sherwin）却陷入了矛盾。在新墨西哥州南部选择了一个地点后，“军队划出了一块18英里乘24英里的区域，通过征用权驱逐了一些牧场主，并开始建设用来观察原子弹第一次爆炸的地堡”。
正是这些驱逐使得三位一体实验的选址如此令人难以忘怀。
罗伯特·奥本海默和曼哈顿计划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地方并不是那么孤立，也绝非无人居住。
事实上，在20英里范围内，有几十个大部分是农场主和农民的贫困家庭，许多是拉美裔和原住民，他们不知不觉地在原子时代的第一次放射性尘埃中过着日常生活。现在，那些在“小玩意”（“三位一体”试验中使用的钚弹的代号）爆炸顺风处的婴儿和儿童们，正在接近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斗争的尾声，他们将几代人的疾病归咎于暴露在放射性沉降物中，以求得到承认和补偿。
在小玩意爆炸的两个月前，科学家和士兵聚集在基地举行了他们所谓的“彩排”。1945年5月7日拂晓，他们引爆了近100吨掺有钚的TNT炸药。在这次预试前的黑暗时间里，曼哈顿计划的医生们用电池夹把活老鼠拴在炸药堆周围的电线上。医生们担心即将到来的原子弹试验可能会产生危险的放射性沉降物。这个最后一刻的实验，设计和执行都很糟糕，没有产生任何结果：离爆炸最近的老鼠被完全焚毁，而离爆炸更远的老鼠则被炸飞了，再也没有找到。有人可能会认为，熟悉用于制造原子弹的复杂而错综复杂的物理学的研究人员能够进行一个不那么粗糙的实验；但是尽显其冷酷无能的老鼠实验却完全是美国在核武器发展初期处理放射性沉降物的典型方法。
两个月后，第一颗原子弹终于进行了试验，尽管医生和一位气象学家表示反对。这位气象学家警告说，当天早上的天气可能会将放射性尘埃扩散到新墨西哥州的广大平民中。“就在雷雨天气的中间”，他在自己的日志中抱怨说，“哪个狗娘养的能做到这一点”？
在测试前几个小时，当风暴肆虐时，来自意大利的知名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警告奥本海默：“继续测试可能会引发灾难。”奥本海默在阅读波德莱尔的诗歌时休息了一下，向军方传达了他的警告：“天气是反复无常的”，并决定继续进行试验。
小玩意的爆炸给新墨西哥州的一片沙漠带来了一种直到那时只存在于恒星核心的热量。那是在凌晨5点30分之前，太阳还没有升起，但有那么几秒钟，绝对的光明，其强度超凡脱俗，几百英里外都能看到。冲击波震碎了西边180英里银城市一家酒吧的窗户。液化的沙子与蒸发的钢铁和核弹的钚一起上升，形成了3.8万英尺高的蘑菇云。然后风来了，把云吹散了，当沙子冷却后从空中落下时，它的灰烬覆盖了地面，形成了大块的绿色玻璃。原子弹80%的钚芯未能裂变，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第一颗原子弹是一颗“脏弹”，所有的放射性物质都扩散到了新墨西哥州和更远的地方。到那个星期结束的时候，在印第安纳州的伊士曼柯达工厂的一批胶卷将被波及被受到污染，风把“小玩意”的痕迹吹到了一千多英里之外。
曼哈顿计划观察员在基地的反应是有据可查的。物理学家瓦尔·费奇（Val Fitch）谈到这个巨大的火球时说：“我们还没有发明任何词语来描述它”。曼哈顿计划的副指挥托马斯·法雷尔（Thomas Farrell）将军说，可怕的咆哮声“警告了世界末日，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是亵渎神灵的”。
“有些人笑了，有些人哭了，”奥本海默多年后回忆道。“我想起了印度经文《薄伽梵歌》中的一句话：现在我成了死神，诸世界的毁灭者”。物理学家肯尼斯·班布里奇（Kenneth Bainbridge）说：“现在我们都是狗娘养的。”
文献记载较少的是住在实验区附近的许多新墨西哥人的反应。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警告，也不知道那天早上发生的震撼他们家园、把他们吓醒的恒星级爆炸的背景。更糟糕的是，在测试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们从未被告知他们的土地、庄稼、牲畜和水可能已经受到辐射。2010年，一份提交给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报告使用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档案，重新审视了新墨西哥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三位一体核试验放射性污染的程度。
调查结果显示，在那个刮风的早晨，实验室试图使用“粗糙”和“无效”的措施来追踪“小玩意”实验的影响；但他们的努力是杂乱无章的，有时甚至是充满自我怀疑的。当蘑菇云在新墨西哥州南部上空散开时，230吨的沙子和灰烬被放置在聚光灯下，试图追踪它。用于探测和测量辐射的胶片式射线计量器在测试前就被送到了附近的邮局，但由于曼哈顿计划的秘密性质，这些徽章的用途和用途几乎没有任何解释，因此它们被错误地部署或根本没有部署。
一些士兵被派去追踪和监测辐射云，但由于没有长距离无线电设备，他们无法将发现报告给位于阿尔伯克基的指挥部；其他监测人员试图用民用的Filter Queen牌吸尘器采集核尘样本，这些样本后来丢失或被销毁。至少有一名监测人员在上级宣布追踪核尘是“浪费时间”后离开了该地区，而另一名士兵则把呼吸器弄丢了，只好采取符合官方要求，但在科学上错误的预防措施，通过一片面包作为过滤器进行呼吸。
无论如何，放射性沉降物监测的准备工作似乎既是为了保护任何可能受到影响的人的健康，也是为了防范可能的诉讼。《核技术》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报道，对监控器的指示是“尽可能用自己的笔迹做完整的笔记”；这些笔记可以在以后更完整地写出来，但在任何法庭诉讼中，有属于自己的一手原始数据是必要的。
但关于“三位一体”后果的数据仍然很少。曼哈顿计划的首席医疗顾问在接受作家兰辛·拉蒙特（Lansing Lamont）的《三位一体的日子》采访时说：“没有人真的想研究辐射的可能性，因为害怕卷入诉讼。”
“军队和政府的律师们”，顾问说，“希望尽快把这一切从人们的视线和脑海中抹去”。
在爆炸发生后的几个小时里，当在距离三一学院仅12英里的一个农场发现高放射性尘埃区域时，负责安全的医生路易斯·亨普勒曼（Louis Hemplemann）决定不进行疏散，部分原因可能是负责曼哈顿计划的陆军将军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要求保密的持续压力。
“格罗夫斯似乎并不关心安全问题”，威廉姆斯学院社会学教授、《原子医生：核时代黎明的良心与共谋》一书的作者小詹姆斯·L·诺兰（James L. Nolan Jr.）说。他知道格罗夫斯对安全的态度的部分原因是，他的祖父詹姆斯·F·诺兰（James F. Nolan）是这一切的亲身经历者。
老诺兰为曼哈顿计划工作，在三位一体试验前一个月，他向格罗夫斯提交了一份报告，概述了放射性沉降物的危险，以及可能采取的详细安全措施，包括大规模疏散计划。格罗夫斯驳回了这份报告，说：“你是什么，你是小道消息的宣传员吗”？
“如果有机会把后果降到最低，那就是一个”，小诺兰说。但他的书——通过他祖父在无数原子武器行动中的工作，对美国的失误进行了谴责——详细描述了医生们为减轻平民暴露在放射性尘埃中的持续努力，这些努力一直被忽视或稀释。
《原子医生》透露，曼哈顿计划中的许多人最终都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清醒的认识，如果不是很抱歉的话。例如，亨普勒曼在三位一体试验后表示，考虑到已知的放射性尘埃的危险，保密的压力，以及赶在1945年7月17日杜鲁门总统会见丘吉尔和斯大林之前研制出有效的炸弹，“我们真的不应该进行试验”。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些人可能是过度暴露于辐射下了，但他们无法证明，我们也无法证明，所以我们就以为自己侥幸逃脱了惩罚”。
1940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了121人居住在核试验场范围方圆20英里内。在50英里处，有超过13000人，包括卡里佐佐村和图拉罗萨村的所有居民，阿拉莫戈多市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梅斯卡莱罗阿帕奇保留地的部分地区。北部的阿尔伯克基和南部的埃尔帕索等大城市都在200英里以内。
辐射监测仪追踪到的小玩意的沉降物距离地面零点如此之远，以至于斯塔福德·沃伦建议未来的核武器试验应保持至少150英里的半径，没有人口。(虽然内华达州和犹他州未来的试验场将远离人口稠密地区，但它们从未遵守这一建议。例如，拉斯维加斯距离内华达试验场只有100英里。内华达州和犹他州都有证据表明，核试验场附近的社区患有与辐射尘有关的疾病。)
当三位一体试验的晚上带来大雨时，医生们注意到附近的农场主面临的威胁:“一些放射性沉降物被带入了他们的饮用水中，可能在第二天或之后被饮用。”
至少从1944年开始，放射性钚的摄入就一直是曼哈顿计划关注的问题，当时一名化学家在进行一项被称为“挠龙尾”的实验时意外吞下了一些钚。这一事件促使奥本海默批准了人体实验，希望能测量摄入钚的危险。在他们用放射性TNT焚烧老鼠的一个月前和三位一体试验的三个月前，曼哈顿计划的医生们开始秘密地给医院病人注射钚来测试反应；作为一个不知情的辐射暴露的可怕计划，这项实验一直持续到1947年。
1995年，比尔·克林顿为钚注入实验道歉，称他们“未能通过对我们国家价值观和人性的考验；美国人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影响，而且不是出于国家安全的令人信服的理由，而是出于对尴尬的简单恐惧，这这做法是错误的”。
自1990年以来，政府一直试图通过《辐射暴露补偿法案》（RECA）来解决一些早期原子时代国家价值观和人性的失败。该法案允许向遭受大气核试验的公民一次性支付5万美元，并向铀矿工人、工厂工人和核武器工业的其他劳动者支付10万美元。但是，尽管美国自此以来进行了广泛的核武器试验——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阿拉斯加到密西西比，在十几个地点进行了1000多次试验——RECA仅限于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的少数几个县的下风区，这些县有与辐射有关的疾病。
一年后，也就是2024年7月，RECA将永久失效。
新墨西哥州的“三位一体下风带组织”站在了扩大RECA的最前沿。尽管他们是世界上第一批接触到放射性沉降物的人，但他们从来没有资格获得赔偿，他们也从来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许多人将他们的排除解释为曼哈顿计划从一开始就笼罩着的秘密和困惑的延伸。因此，几十年来，住在试验场附近的新墨西哥人一直试图改变曼哈顿计划的叙述，把穷人、拉美裔和原住民社区的故事包括在内；他们在1945年7月16日受到了这场爆炸的严重影响。今年夏天，随着众星云集的《奥本海默》电影铺天盖地，这些人担心他们的努力可能会再次被掩盖。
“曼哈顿计划是对我们土地和生活的入侵”，蒂娜·科尔多瓦（Tina Cordova——说，她的家人1945年住在距离三一学院仅50英里的图拉罗萨。这部电影也给人这样的感觉。没有任何拉美裔和原住民的身影，洛斯阿拉莫斯就不存在，曼哈顿计划就不会发生，但我们认为他们永远不会讲述这个故事”。
1945年，这些农村社区，比如科尔多瓦一家居住的图拉罗萨，普遍没有电或自来水。他们从收集雨水的开着的蓄水池里喝水。如果他们有一口井，井里的水就会被风车带到露天的水面蓄水池里。他们吃的大部分食物都是自己种的。他们自己饲养牲畜以获取肉和奶。
这场巨大的爆炸震动了他们的家园，在地平线上形成了蘑菇云，在他们的土地上覆盖了“灰蒙蒙的雪”，但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官方说这场爆炸只不过是在军火库发生的一次小爆炸，并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尽管风暴不可预测地散布了放射性尘埃，并在许多社区检测到过量的辐射，但没有下令撤离。因此，这些家庭继续饮用受到辐射的蓄水池中的水，使用受到辐射的池塘和沟渠中的水做饭和清洁，并食用受到辐射的作物和牲畜，因为政府向他们保证没有危险。
直到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三周后，新墨西哥州的爆炸才被证实是一颗原子弹。但即便如此，军方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公开表示，任何对核武器辐射病的担忧都只是“敌人的宣传”。
对辐射暴露保持沉默的压力是新墨西哥州的传统。长期以来，该州的经济一直受益于核武器工业综合体，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拥有所谓“从摇篮到坟墓”工业的州，在那里开采铀，开发武器，储存废物。2003年，Democracy Now报道称，“如果新墨西哥脱离美国，它将成为世界第三大核大国”。另一些人则把核武器在美国最贫穷的一个州扩散描述为“核殖民主义”；新墨西哥一直以来是原住民和拉美裔居民最多的州之一。
如今，在原子时代开始78年后，世界上第一次放射性沉降的最后一批活着的见证人是那些在核试验时最年轻、最脆弱的人。他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计算癌症对他们社区的破坏。图拉罗萨是一个有2641人的村庄，其中65%是拉美裔，收入中位数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万美元。最近，在图拉罗萨举行的一场追悼会上，700多盏墨西哥灯被点燃，以纪念该地区的癌症受害者。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在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对可能归因于三位一体试验的辐射剂量和癌症病例数量的估计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无法建立可靠的估计”。尽管2010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在公共场所的暴露率比目前允许的高1万倍”。
保守地说，美国已经花了6万亿美元发展核武器。自1990年以来，RECA已经支付了大约25亿美元，用于赔偿与核武器发展有关的疾病患者，然而这一补偿还不到美国核武器总支出的0.0005%。随着核武器资金的增长，到明年RECA结束时，这一数字实际上将变为零。
在暴露于美国的核武器工业联合体后，许多美国人没有机会寻求治疗，三一学院的顺风车只是其中之一，因为他们患上了癌症和其他慢性疾病。2022年，民主党参议员本·雷·卢汉（Ben Ray Luján）和共和党迈克·克拉波（Mike Crapo），以及国会民主党众5议员特蕾莎·莱格·费尔南德斯（Teresa Leger Fernandez），提出了延长和扩大RECA社区的受益者的一项法案，如图拉罗萨的蒂娜·科尔多瓦。该法案将把补偿范围扩大到科罗拉多州、爱达荷州、蒙大拿州、新墨西哥州和关岛的大气核武器试验的下风社区，并扩大符合条件的铀矿采矿者的数量，例如许多在新墨西哥州北部部落保留区开采铀矿的纳瓦霍人。但该法案未能获得通过。今年，修订RECA的努力似乎已经破裂，来自三个不同州的立法者提出了三个不同的法案，没有一个像以前的努力那样具有包容性或扩大性。
科尔多瓦就这个问题在国会作证，她非常担心新的努力可能会失败。
“我们又来了”，她说，“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提出法案，然后忽视他们，在我们所有的社区里，人们继续死亡和生病”。
费尔南德斯去年在一份声明中写道：“无数美国人继续与这种暴露引起的癌症和其他疾病作斗争，但太多的人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有害影响的补偿。在三位一体试验发生的新墨西哥州，下风带的辐射区居民目前没有资格获得援助。现行法律也毫无意义地将1971年以后开始工作的铀矿工人排除在外。我们必须扩大法律范围，以确保所有受影响的人都能得到公平的赔偿”。
新墨西哥州的下风带居民有时把自己形容为“实验室老鼠”，让人想起在三位一体试验彩排中失去或蒸发的那些真正的老鼠。这让人想起了《美国普罗米修斯》中的另一个片段。它缺乏夏季大片中典型的爆炸性动作，但却概括了三位一体实验的真实本质。那是1961年，奥本海默正在度假。他看着他的朋友在海滩上抓一只乌龟。但是当他的朋友想要把海龟煮熟时，奥本海默反对了。“罗伯特畏缩着，恳求饶了这只乌龟一命，他告诉大家，这只乌龟‘让他想起了新墨西哥州三一实验室试验后发生在所有小生物身上的可怕记忆’ ”。
2015年，在为我（注：指作者）的书《酸性西部》做研究时，我第一次开始与核试验的受害者交谈。我是在阿拉莫戈多长大的，就在核试验基地以南60英里的地方；其实，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受害者交谈，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与该地区的许多人一样，我对“小玩意”的体验仅限于我在电影和漫画书中遇到的科学家或变种人的戏剧性故事。
此外，每年10月和4月，军队都会在核试验原址组织游客参观，让游客在他们在遗址上建造的一个小纪念碑周围漫步。但这座纪念碑只是为了纪念原子弹的诞生，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纪念原子弹的受害者，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这个地方现在真的感觉很孤立。最终，政府宣称在基地周围有3200平方英里的土地，并将其围起来，创造了美国最大的陆上军事靶场。曾经住在这个地区的人的唯一痕迹是麦克唐纳德之家。他们一家是核试验之前被驱逐的家庭之一；他们的房子基本上没有改变，成了组装“小玩意”的地方。在所有的故事中，这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场景，科学家和士兵在一个不起眼的牧场房子周围疯狂地移动，因为他们制造了一个将改变世界的炸弹。
至今，你还可以在那栋房子里走。你可以躲进那扇矮门，摸摸土坯墙，看看地板上的磨损，那里的椅子每天晚上都被搬到餐桌上。你可以去三位一体实验室的遗址，尽管你听过很多故事，但你可以站在那所房子里，知道那里有人。
如果你真的去了，你可能会看到蒂娜·科尔多瓦在门口，和其他反对者聚集在导弹靶场的边缘，举着抗议标语，分发教育小册子。他们不是在抗议原子弹本身，也不是在抗议军队，而是在抗议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故事没有被听到，他们的苦难从未被承认，即使你不会在今年夏天的大银幕上看到他们，但他们曾经在那里。
2021年末，随着“三位一体下风带组织”为下一届游说国会做准备，克里斯托弗·诺兰宣布他将在新墨西哥州拍摄奥本海默（Oppenheimer），我和摄影师雷托·斯特奇（Reto Sterchi）一起回到了又一年的年度守夜活动。新闻界有句谚语说，重要的是要给故事配上面孔。今年夏天，三位一体实验的故事将有许多电影明星的面孔出现，他们都代表着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将军和政治家的面孔。但在原子时代的第一次爆炸之后，还有其他的故事。这些是他们的一些面孔和他们的一些故事，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
亨利·埃雷拉
当“小玩意”在他家西北50英里处爆炸时，亨利11岁，住在图拉罗萨。他说他当时对自己说：“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他看着尘埃云向东北方向的山脉移动，然后黑云向南移动，回到图拉罗萨。他对母亲说：“Aquí viene la bola pa 'trás”。（球回来了。）
他记得放射性尘埃“落在我们的屋顶、花园、奶牛、兔子、猪、火鸡和鸡上。我们只有蓄水池里的雨水和沟里的水。第一场雨过后，屋顶上所有的碎片都在我们的蓄水池里”。
亨利首先得了唾液腺癌。放射治疗导致他的颈动脉骨放射性坏死和损伤。他的兄弟死于癌症。他的两个姐姐都是癌症幸存者。亨利于2022年1月去世。
艾琳·科瓦奇
艾琳是亨利·埃雷拉的妹妹，炸弹爆炸时她才8岁。她不像亨利那样对爆炸记得那么清楚。她想她可能睡着了。但她记得醒来时剧烈摇晃，东西倒了下来。“我以为整个世界都要塌下来了”，她说。
在三一考试的时候，艾琳和亨利是家里八个孩子中的两个。其中四个兄弟姐妹最终患上了癌症。艾琳的丈夫也因皮肤癌、前列腺癌和淋巴瘤而去世。虽然他不是在图拉罗萨长大的，但他在那里的军队服役，她担心他经常在三一基地附近工作，导致了他的死亡。
柏妮丝·古铁雷斯
炸弹爆炸时，伯尼斯只有八天大，距离她在卡里佐佐的家不到40英里。“我从来没听说过任何关于核试验的事”，她说。“我知道炸弹是在那里试验的，但我的家人没有谈论这件事。”
她的母亲和哥哥在20世纪90年代被诊断出患有甲状腺癌。她的内分泌科医生问她的家人是否曾经受到过辐射。暴露于核武器的放射性尘降物已被证实是甲状腺癌的危险因素，也是这种暴露后的常见诊断。伯尼斯的女儿最终也患上了甲状腺癌。在医生的建议下，伯尼斯于2012年切除了甲状腺。
为了有资格获得RECA，伯尼斯开始研究她的家人因接触放射性尘埃而导致的疾病。她的母亲是11个孩子中的一个，他们都出生或长大在距离三一基地40英里的卡里佐佐。这11个有孩子的兄弟姐妹中，每一个都至少有一个孩子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或脑肿瘤。她在该地区的20名家庭成员患有不同的癌症，其中6人死于这些疾病。12名家庭成员患有非癌性辐射相关疾病，如甲状腺疾病。她说，对她家庭医疗问题的研究既耗时又痛苦。“这几乎就像一份全职工作。我们完全被忽视了。被熟视无睹。”
雷蒙德·纳加尔
原子弹试验时雷蒙德才七岁。他住在距离爆炸发生地约40英里的卡里佐佐镇。“看起来就像天空被涂成了黄色”，他在看到爆炸时说。“那天早上我们在院子里，外面有各种各样的人在转来转去。我只记得天空和空气都是黄色的。就像有人在我面前倒了一桶黄色的油漆”。
他还记得他们是如何每周从邻居那里弄几次牛奶的。他把它放在一个敞开的桶里带来了。“一切都是这样，”他说，指的是当地农业的消费很可能受到放射性尘埃的污染。“我们从铁路的圆屋取水，那里有一个开放的水库。这是在管道出现之前。我几乎每天都提两个小水桶”。
最终，雷蒙德的母亲和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患上了甲状腺疾病。他的母亲患过癌症，雷蒙德自己也是癌症幸存者。他的妻子在附近的图拉罗萨长大，她的父亲和兄弟死于肺癌和胃癌，他们认为这与核试验的放射性尘埃有关。
诺拉·福兹
当诺拉的家在诺加尔峡谷以西50英里处爆炸时，她还差一天就满两岁了。她当时是四个孩子中的一个。她父亲在新墨西哥的霍洛曼空军基地工作。他从小卖部的工作中带了一些杂货回家，但他们的大部分农产品都来自他们自己的一个大花园。“在爆炸的灰烬和所有这些之后，我们已经不知道蔬菜里有什么物质了”。
1950年，她的家人搬到了图拉罗萨，她的哥哥在五岁时死于白血病。但她说，当时他们没有想到将疾病与放射性尘埃联系起来，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辐射的事。“我的大姐海伦大约在30年前被诊断出患有肾癌。她的另一个妹妹阿西尼亚于2006年死于多发性骨髓瘤。另一个妹妹维吉尼亚大约15年前被诊断出患有结肠癌，几年后又患上了乳腺癌”。
她说，所有这些疾病都让他们质疑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疾病。后来，随着下风带的困境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主流新闻，三位一体核试验的真实故事开始被公开，一切都变得有意义了“。我参加了相关的抗议活动。人们按喇叭或嘘声。我不介意。我知道他们就是不明白。他们被蒙骗了。像我们这样的”。
罗斯玛丽·科尔多瓦
炸弹爆炸时罗斯玛丽只有五个月大。她的家人住在距离得克萨斯州潘帕市，距离试验场几百英里的地方。她表示，虽然她正在接受甲状腺药物治疗，但与放射性尘埃的距离是她没有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原因之一。“但是”，罗斯玛丽说，“癌症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家庭，很难记住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她的祖父在基地东北50英里处的一个叫白橡树的村庄里有一个牧羊场。虽然他在1945年去世了，但他的九个孩子，罗斯玛丽的叔叔阿姨们，在三位一体试验的时候仍然住在那里。“内莉姨妈死于胃癌。罗蕾娜阿姨死于卵巢癌。叔叔胡安·杰伊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二战期间，乔治叔叔死在菲律宾的一个战俘营里。尽管那不是因为这场爆炸，但我们还是在战争中失去了他”。
罗斯玛丽的亲生母亲于1949年左右将他们搬回了位于白橡树的家庭牧场附近，她于1964年被诊断出患有脑癌，16个月后去世。她说：“癌症就像家谱中不断分叉的分支。”“但这不仅仅是遗传学的问题，这里的人都死于癌症。没有人被警告，‘也许不要吃蔬菜。也许不要喝这些水’。一想到我们是小白鼠，我就觉得恶心”。
罗斯玛丽仍然住在图拉罗萨，她和患有脑瘤并发症的儿子住在一起。“我们都注定要失败，我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等等，等等。我祈祷有一天我们的政府会做早该做的事情”。
蒂娜·科尔多瓦
蒂娜的父亲阿纳斯塔西奥四岁时，“原子弹”在离他在图拉罗萨的家40英里的地方爆炸。在与前列腺癌和舌癌作斗争后，他最终在71岁时因癌症扩散到颈部而去世。蒂娜的母亲罗莎莉也曾与口腔癌作斗争。
蒂娜在39岁时被诊断出患有甲状腺癌。这些疾病以及她在图拉罗萨的大家庭中被诊断出的近十几种其他癌症表明，他们和住在内华达州和犹他州原子武器试验场附近的其他美国人一样，受到了放射性尘埃的影响。2005年，她与弗雷德·泰勒（Fred Tyler）成立了下风带组织。作为该组织的领导人，蒂娜在国会作证，在无数的教室和市政厅发表讲话，并在改变围绕核试验后果的叙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她现在正在争取通过立法，赔偿新墨西哥州核武器工业的受害者。
乔琳·道尔顿-梅斯
炸弹爆炸时，乔琳只有两岁，住在阿拉莫戈多佛蒙特大道和第16街的拐角处。阿拉莫戈多位于三一核电站东南方70英里处，但该镇从来没有太多关于放射性尘埃的讨论。“那是一个政府管辖的城镇”，乔琳说。“阿拉莫戈多和图拉罗萨早在战争爆发前就卷入了战争”，她说，指的是该地区的军事活动历史。她说，军队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巨额收入使得该地区的任何人都不能批评炸弹。事实上，当阿拉莫戈多改名为“原子城”时，原子弹被认为是这座城市发生过的最好的事情。
虽然乔琳对原子弹试验的实际情况记得不太清楚，但她说她的家人确实从农村地区获得农产品，他们所有的牛奶都来自城市乳制品公司，该公司为阿拉莫戈多的大部分地区提供服务，使用的奶牛来自图拉罗萨和三河附近的农村地区，而那里有大量的放射性尘埃记录在案。
“我的家族中没有癌症病史”，乔琳说，“然后我母亲在50岁时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最终，她在70岁时死于此病。我得了乳腺癌。在56岁时被确诊。病情已经缓解了21年。我妹妹得了一种罕见的卵巢癌，并因此去世了。我女儿是1型糖尿病患者。她被确诊时只有九岁。我确信我们被暴露在辐射中才导致了这一点”。
斯特拉·阿吉拉尔
炸弹爆炸时，斯特拉10岁，住在距离爆炸地点60英里的拉卢兹村。她父亲去打仗了，所以只有她母亲照顾斯特拉和她的三个弟弟妹妹。“我唯一能记得的是房子摇晃得很厉害。我妈妈跳下床，我跟着她。我们从厨房的窗户往外看。整个天空看起来都是红色的。我以为是着火了，但我妈妈说不是”。
“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了大部分蔬菜。我们吃了很多水果和鸡。我们喝的牛奶来自拉卢兹的一个邻居，他有一头奶牛”。
斯特拉的母亲和姨妈也住在拉卢兹，她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患上了甲状腺肿大。斯特拉的甲状腺最终长出了肿瘤。她的女儿目前正在服用治疗甲状腺的药物，她的孙子出生时根本没有甲状腺。斯特拉的妹妹在炸弹爆炸时只有7岁，最终死于癌症，斯特拉的丈夫也死于癌症，他在图拉罗萨长大，核试验时14岁。
“赔偿金连我丈夫一个月的医疗费用都不够。但如果政府承认或道歉，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内心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