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一个冬天，大雪纷飞。记忆中，那些年的雪总是下得很大，又冷；让大街小巷愈发变得落寞；偶尔有北风一吹，积了雪的树叶落下来，大地被更多的雪盖住，人的足迹也没了。母亲在厨房做饭，父亲坐在床边抽烟，我……对着玻璃窗哈热气。屋里到处是了行李包裹，大到棉被、毛毯、录像机，小到毛巾、牙膏、刮胡刀；七零八落，它们和那时的我家一样，冷冷宣布着某种失落和不堪。
吃中饭的时候，母亲说我们将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要坐很久的车，让我多吃点饭，不然会饿死在车上；我起初不信，但看着父亲狼吞虎咽的样子，又由不得我不信，于是学着父亲的模样大口扒起饭来。人要走了，这些粗粮是带不走的，不值当。故而那天家里能吃的全被摆了出来；父亲一言不发大口的吃饭，筷子敲打着大瓷“啧呤啧呤”响，气氛略显得凝重。那天的菜并不多，父亲往我碗里塞满、给母亲碗里夹了两筷子后，就着汤油残羹吃了好几碗米饭。
“龙仔（父母给我取的小名），你去跟其他小孩子打个招呼，说你要走了。”母亲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说。
我奇怪的反问:“打什么招呼？又不是不回来了。”
父亲突然摔下筷子厉声呵斥:“叫你去就去！”
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遂不敢再磨蹭，更不敢看父亲的脸，踩着轻步出了门。
说是说其他小孩子，其实同我年龄相仿的又愿意和我玩得就只一个——那名叫“娟子”的小女孩。我站在自家门前的路口，犹豫了许久，内心总觉得这事儿特别扭，走了就走了呗，还打什么招呼，我又不是大人。但边想却边踏着雪一步一步的朝她家走去；我是个奇怪的人。
不觉间到了娟子家门前，我像往常叫她出来打雪仗一样扯嗓子喊:“娟子！娟子！”
没人回答。我又喊:“娟子！娟子！我要走啦！”
仍不见有人回应，楞在原地的我忽然意识到什么，那种涌上心头的情愫使我全身发热，我感到了一种恐惧，我心想，以后好像见不着她了？，她可是我唯一的好朋友啊？不难受吗？很难受。
我冲上去贴在她们家门上，嘴里喊着她的名字拼命敲门；许久，过路的一个老奶奶提醒我说:“别敲了，她们家一早出门去了，像是去城里探亲。”
就那一瞬间，那一种憋屈，那无法用文字完全具象化的悲伤，在我后来十多年的异乡时光里，像种下了蛊毒，以至于每次我与人告别，这种痛就重复上演，并随着年龄增长愈演愈烈。我试着掩盖这悲伤，假装自己云淡风轻，却发现欲盖弥彰。所以很多人说我那是多愁善感，我却知道，那是我特认真的时候。我大概知道，那些和我笑嘻嘻告别过的人，多半我也再没遇见；不该认真的吗？
那时年少，我也单纯，那么大的雪，我就蹲在那，我以为我可以等她们回来，冷得鼻涕水直流，居然只是想说再见，或者其他什么少年心事。而事实是等了好久也不见她们一家人回来，反倒是母亲寻来，她站在离我不远不近的雪地里，也湿了眼眶，说:“别等了，进城了，要三天才能回来，她爸爸有手机，我带你去打电话。”
我抹着鼻涕眼泪跟在母亲后面，一直问母亲我是不是再也不能见到娟子了，母亲没说话。到了电话亭，母亲插上卡按了一串号码；不一会儿，电话通了，母亲笑着对着电话寒暄了一番，然后道明事情的原委，电话就到了我手上。
我也不管电话那头到底是谁，也不知该说些什么，虽然我有很多想说的话，却不善言辞，从前是，现在也是。还好母亲当时一直在催促我，她大概嫌电话费太贵。我支支吾吾的说:“娟子，我，我家没钱了；我要走了，我想跟你说再见:‘再见’。”
说完我扔了电话转身就朝家跑去了。
那个下午我都没再说话，对着窗外一直发呆。母亲收拾着最后的家当。似乎也是为了掩饰一些伤心，嘴里不停念着不知出处的戏词，清幽又凄切。可只要她的戏词一停，我的泪水就止不住的溢出来。不知何为悲伤，才悲伤得更厉害；因为没醒过的梦才易碎，一旦破碎，就意味着莫大的伤悲。
临走前，父亲披着迪卡外衣，坐在门槛上猛抽烟，凝视着一地的烟头好像是在发呆。 也许是世界太大，大得让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有些紧张和害怕。
傍晚，我们一家人扛着大小包裹到了火车站的检票口；安检员命令将我们这些包裹全部打开，发现除了一堆不值钱的家什，也并没有什么违禁品；但我似乎成了个“违禁品”，安检员要帮我量身高，以判定我是否可以免票，这个过程里父母用毫无遮掩的肢体动作示意我把头低下来，年仅七岁的我却读不懂他们的“暗语”，安检员则大声斥责他们说:“不要做小动作！”
最后我还是被补了一张儿童票，就因为三厘米。在候车室里我没少被父母斥责，仿佛这多出来的三厘米是一个孩子的过错；但他们不会意识到，在一个不到七岁的孩子世界里，这不是在量身高，他会脑补出很多种恐怖的画面；比如农村里上了秤会被屠宰的猪，比如菜市场里会被卖掉的任何菜… 所以我总觉得世界在慢慢变坏，坏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人们的内心积累了某些因素，走向了黑暗。
在火车快要驶进站台的时候，站里所有人都躁动起来，这种躁动首先表现为面部表情的焦虑，然后会不约而同的全体起立，做好某种形似冲刺的准备（那时的火车票不分站坐，全靠争抢）。当车站工作人员有气无力的喊出“开始检票”后，所有的人一窝蜂的冲向狭窄的闸口，我父亲一手拎起俩大包，一手顺势将我抗在肩上，母亲则挑起了扁担，她瘦弱的身体一路摇摇晃晃。即便是这样，却还是要跑，因为大家都在跑。我骑在父亲肩头，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一场“大迁徒”，像是成千上万匹野马在一条湍急的河流里亡命奔腾。有时候我觉得，这种奔腾将贯穿一个人的一生，有些人甚至还来不及思考为何而奔腾，就会在匆匆忙忙的岁月长河里销声匿迹，或者任由原本内心坚固的大厦，轰然倒塌，才会停下。但至少这种场合奔腾还算有直接价值，因为座位这种奢侈的东西，谁抢到就是谁的，那就拼命抢呗。连制度都这么荒诞，那就免不得百姓跟着一起遭罪。一个时代，一种环境，有它美好的一面，就绝对会有一种悲哀；你看见或看不见，它都存在，我个人是希望世界美好的一面多一点，因为人活一世很艰难，世界总会出些难题让人活着没趣味，那为什么人自己还要为难人呢？不得其解。
几经颠沛，我们终于挤上了那列绿皮火车，不算最快的那一波人，但也不是最慢的那几个人；可没有座位是注定的，缘由是挑着行李的母亲实在跑不动而父亲就几次停下来等她。没有座位还可以用站着来解决，相对来说，这不算问题，令人头痛的是我们大包大包的行李也无处可放；堵在过道上惹来一片嘀咕。故而父亲让我和母亲在一起待着，不乱走动，他去别的车厢找寻可以放行李的地方，临走时还特意叮嘱母亲说:“孩子给我看好了，牵着别松手！”
虽是冬天，但列车里很闷热，我的一只手被母亲紧紧攥着，手里捂出了汗，有母亲的，有我的。 许久，列车开动，不见父亲回来；我们开始急了，母亲蹙着眉头看着父亲离开的方向嘴里念叨:“你这老子，办什么事儿都慢吞吞。”
不久，父亲却从列车的车尾方向回来，并一把举起了行李就要走；我和母亲都很惊讶，母亲问他:“你不是去车头了吗？怎么从这头回来的？” 父亲说:“那边没空的位，我又折到这边儿的，怎么啦？”
父亲总是会做出一些令人膛目结舌的事儿。 母亲倒也不会因为这等事儿责怪他，习惯使然。她只是让我紧紧的攥着她后面的衣服，她自己和父亲一起卷起行李去往那个有行李位的车厢。 几经折腾，父亲已是汗流浃背；我们的行李终于都安放完了，父亲倚靠在一个座位旁边喘着粗气。旅途的开始，麻烦总没断，不一会儿，有列车员过来检票，那位列车员是个年轻的小姐，但态度语气却是极差的，她反复打量着父亲和父亲的车票，冷冷的说:“退伍军人？”
父亲:“是的！”
列车员:“退伍证？”
父亲:“在行李包里。”
列车员:“速度点拿出。”
这时父亲就有点恼火了，因为通常来讲，能买到军人优待票就一定在窗口那走过程序，父亲不能理解为什么在火车上还要走一遍程序，但父亲强憋着火，用退让的口气对列车员说:“小姑娘，身份证、票都给你看了，现在翻出来特别麻烦，我是真的退伍军人。”
谁知列车员一点儿也不让理，反而用讽刺的口气说:“我告诉你，像你这样冒充军人、单位、残疾人买优待票的我一天能逮几十个，要么老老实实补票，要么拿证来。” 父亲最听不到别人质疑或者诋毁他的军旅生涯，眼睛已经憋得血红；马上要出事的感觉；但幸好，在他发火之前母亲扯了扯他的衣袖用眼神示意——出门在外能忍则忍的道理。
于是，只好费尽功夫，把行李箱里的“退伍军人证”翻了出来，被不屑的扫了一眼后，又重新收回去。父亲很生气，但也无能为力，也许后来的生活发生太多类似的事件，以至于他也曾自己质疑过那四年的军装是不是白穿了，没人会跟他说这些道理，他也听不进去；再者，这些道理对于一个真正苦守过边防的人来说，多少有些苍白。后来我们谁也没看到他的“退伍证”，他说是丢了；但究竟是他丢了证还是“证”把他丢了，我父亲说不清，我更说不清；只是后来的日子，我经常看到父亲拿着几张战友合照在凝视；这种时候他很少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照片里的人，面无表情。
火车就这么一直开啊开啊，从南方开往更西南的南方，晚上的时候，列车上放起了音乐，是李叔同作曲的《送别》。父亲侧躺在座位旁哈欠连天，母亲靠在他一旁，另一边是始终被牵着的我。有灯光从车窗外打进来，照在我的脸上。熟睡过去的我还不知道，一别故土，便是十二年。
而现在，我回来了；那些曾经有我的地方都化作了灰，毫无踪迹；娟子也已结婚生子。这般光景里，我总有一种“知交伴零落”的缺失感。尤其是年岁久了，那些过去的发生的事，在我脑海里竟生出了恍若隔世的错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