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1970年），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罗素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1][2]
假如有人说不思维才快乐，我只有摇头，却无话可说。
我不认为在这辈子里还能有机会轮到我来亲身体验了，但是这些事总在我心中徘徊不去。
不打招呼就偷换概念，这是我这一代人的品行。
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
真正有出息的人是对名人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并且在那上面做出成就，而不是仅仅对名人感兴趣。
不管社会怎样，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人观点：成年以后明白——无论自己做出什么决定，后果要自己去承担，你躲不掉，你也逃不掉。后悔吗？难过吗？想哭吗？那又如何，依旧要表现的淡定自若，这就是成年以后的规则。你觉得痛苦无法分享，那么你以后也会发现就算是快乐，很多时候也无法与人说。)
当年那些时髦话语都表达了一个意思，那就是对权力的忠顺态度——这算不上什么秘密，那个年月提倡的就是忠字当头。但是同样的话，有人讲起来觉得害臊，有人讲起来却不觉得害臊，这就有点深奥。害臊的人不见得不忠、不顺，就以我们班长而论，他其实是个最忠最顺的人，但这种忠顺是他内心深处的感情，实际上是一种阴性的态度，不光是忠顺，还有爱，所以不乐意很直露地不惧肉麻地当众披露。我们班长的忠顺表现在他乐意干活，把地种好，但让他在大庭广众中说这些话，就是强人所难。用爱情来打比方，有些男性喜欢用行动来表示爱情，不喜欢把“我爱你”挂在嘴上。我们班长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另外有些人没有这种感觉，讲起这些话来不觉得肉麻，但是他们内心的忠顺程度倒不见得更大——正如有些花花公子满嘴都是“我爱你”，真爱假爱却很难说。
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单纯地依赖社会保障，还要靠自身的努力，而且一个人得到的社会保障越多，自身的努力往往就越少。
(此刻想法：情况真的是这样，接受了社会保障的户籍，总是想少奋斗一点，少赚钱一点，就算赚到了钱也说没赚到，就是想得到现成的，不想失去这份保障。要知道中国要养起这十几亿的人口真的不是一件易事，我们应该对我们生在中国而感到是一件幸事，而更要奋斗脱贫。我也是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资助，或许因为这样，我并不够拼、不够努力，别人帮助一次，会无比心存感激，帮助两次感激之情会递减，甚至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一种理所当然，这就很严重了。)
人类在性和性别问题上就没有平常心，开头有点假模假式，后来就有点五迷三道，最后干脆是不三不四，或者是蛮横无理——这些错误主要是男人犯的
梦想虽不见得都是伟大事业的起点，但每种伟大的事业必定源于一种梦想(他人语录：有梦想的人，大概是那种连睡觉都觉得在浪费时间的人吧。。有时候意识渴望不平凡，身体喜欢随大流 )
作为一个喜欢有趣的人，我当然不会放弃阅读这种获得有趣的机会
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他人语录： 正是因为每个人都不同，所以生活才大不相同，因而幸福也参差多态 )
“手淫台湾，意淫大陆”，
所谓文化，乃是历朝历代的积累。你把城墙拆了，把四合院扒了，它还在人身上保留着。(此刻想法：只要人还在，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还在，传统文化就不会磨灭)
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小姐，就是洛克菲勒冒犯到她，也是照骂不误：“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在我这儿起腻，惹急了我他妈的拿大嘴巴子贴你！”
既知道何谓真，更知道何谓假。
无论是数字运算，还是公式推导，我都像闪电一样快，只是结果不一定全对。
我和科学没有缘分，但是我爱科学，甚至比真正的科学家还要爱得多些。
科学和人类其他事业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平等的事业。真正的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这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从打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序。上面说了，拿煤球炉子可以炼钢，你敢说要做实验验证吗？你不敢。炼出牛屎一样的东西，也得闭着眼说是好钢。在这种框架之下，根本就不可能有科学
优秀文体的动人之处，在于它对韵律和节奏的控制。
张爱玲的小说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
所谓幽闭类型的小说，有这么个特征：那就是把囚笼和噩梦当做一切来写。或者当媳妇，被人烦；或者当婆婆，去烦人；或者自怨自艾；或者顾影自怜。总之，是在不幸之中品来品去。
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
看来文化热这种现象，和流行性感冒有某种近似之处。前两次热还有点正经，起码介绍了些国外社会科学的成果，最近这次很不行，主要是在发些牢骚：说社会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态度不端正，知识分子自己也不端正；夫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要向君子看齐——可能还说了些别的。
科学家和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但寻求知识，还寻求知识的证明。
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货。假如连这一点都不懂，他就是行尸走肉，而行尸走肉是不配谈论科学的。
科学家维纳认为，人在做两种不同性质的事，一类如棋手，成败由他的最坏状态决定，也就是说，一局里只要犯了错误就全完了。还有一类如发明家，只要有一天状态好，做成了发明，就成功了，在此之前犯多少次糊涂都可以。
首先要弄明白是在干什么，然后再决定是不是需要积极和振奋。
OK, Let's pee！总的来说，这个口号让人振奋，因为它带有积极、振奋的语调，这正是我们都想听到的。(简而言之就是、不要被无名的激昂、奋进的情绪鼓动、而是要弄明白里边的真正内容、就想起现在的传销、很多人都是被表面的激昂所鼓动而误入歧途)
伦理道德的论域也和其他论域一样，你也需要先明白有关事实才能下结论，而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你是个好人，或者说，站对了立场，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
比如我们以前不知道同性恋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是异性恋；我们不知道农民为什么非生很多孩子不可，是因为我们是城里人。人类学和社会学告诉我们的是：假如我们真想知道，是可以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