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才不会和你辩论:真相和观点复杂的那一面(三)

    (注:本文参考了Laurie Penny的 No, I Will Not Debate You, Christian Jarrett的 “My-side bias” makes it difficult for us to see the logic in arguments we disagree with, Elliot Aronson, Timothy Wilson and Robert Akert的 Social Psychology,Klemens Keppel的 There is no middle ground for deep disagreements about facts 和 Christian S. Crandall and Amy Eshleman的 A Justification–Suppression Model of the Expression and Experience of Prejudice。)

    如果我们对“辩论”的本质能够看的更加清楚,就会有更多人明白为什么千百年来被吹捧成人类智慧结晶的许多笼统理念为什么不能够经得起推敲。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流言蜚语,自觉往往无法避免无力改变现状的那些人去坚守自我理念的纯真。谁也不会不带着成见和偏见,用受到自我多重身份和背景交叉影响的角度去鉴别和评判他人的观点。由此,辩论的本质就已经不再是“纠偏”和“求同”,而反而是“纠错”和“求异”。

    为了流量,如今一再打出“事实第一”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本世纪早期也曾不知是因为天真还是因为流量,执着地在80年代早期推行了一套叫做“交火(Crossfire)”的电视节目,以两名各代表左右翼,观点相冲的评论员的交锋为名。尽管两边从政治和社会理念上势同水火,但是“能够坐在一起,一团和气”的形象似乎让电视机后的观众们得到了精神上的抚慰。

    这种假象在被中国网民亲切称为“囧司徒”的讽刺脱口秀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在2004年的一次出场中无情打破。观察着左翼评论员保罗.贝加拉(Paul Begala)和右翼评论员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现任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互相之间毫不相让地吼着与解决实际问题毫无关联的长篇大论的斯图尔特,没过多久就再也看不下两人之间的虚伪,说道:“这个节目不是不好,它只是在伤害着美国这个国家。别再伤害这个国家了,来给我们人民帮忙吧。如今你们帮着那些政客和大公司,我们只能干晾在那里割着草坪。你们都是他们策略的一部分,你们两个都是偏袒一方的政治雇佣兵。如今新闻节目却来看着喜剧节目(指当时由斯图尔特主持的节目每日秀)来做正直的榜样。说《交火》是政治辩论节目就如同说职业摔角是体育竞技一般可笑。” 两名评论员哑口无言,底下的观众却爆发出阵阵连绵不绝的掌声。


2013年,CNN尝试用极端的对立重燃“交火”战火的计划,依然短短几月就失败了

    诚然如此:被一系列元素(收视率,观点极端性,眼球经济,求异性)所推动和引导的电视辩论,要远远比那些生活之中两个意见不同的人面红耳赤的争执更加无效,更加无理,更加虚伪。各自带有戒心和偏见的政治家和评论员们,怎么可能在利益的驱使下有效的弥合任何的分裂?

    其实,更多的人拒绝选择辩论的原因,除了看透了早期新闻节目故意掀起骂战的心理作用之外,也有着不小的理论因素。往往被人和“歧视”一同使用的“偏见”一词,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一个群体都可以因为他们的客观特点而成为某种偏见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一种多数对少数的打压。每一个人身份的交叉性和复杂性从而影响着他们对于偏见的运用,毕竟在自己给予他人偏见的同时也会成为偏见的目标。你的国籍,文化,种族,家庭背景,教育程度,性取向,性别,体态,口音,故乡,宗教,相貌,发色,疾病,职业和兴趣都会成为偏见的形成部分。


受到女权主义思想影响的社会学界普遍认为,分析个人的思维和动机需要依靠多重身份的角度才能达成正确的结果

    正是因为偏见的普遍性和人性趋同的倾向,一系列的问题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普遍的偏见使得许多人认为在60年代实行种族隔离是因为某些“客观印象”可以证实种族歧视的正确性;一群女大学生给署名为约翰.麦凯伊(John McKay,男性名)和琼.麦凯伊(Joan McKay)的两篇内容完全相同的论文评议时“约翰”的分数始终更高;许多黑人小孩从3岁开始就认为自己的肤色是成功的阻碍。尽管说一系列增加多样性和反对身份歧视的法律和规定在这些实验和调查之后已经得到了推行,但是偏见本身作为一种正常的自然行为却无法通过现有的约束抹除。

    不要忘了,偏见其实是一种复杂的态度;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说,偏见是有效性,行为规范和认知理解来形成和规范化的。这就是为什么罗马教会会认为宣扬“地球不是平的”的伽利略和布鲁诺是异端,也是为什么清朝的守旧官僚在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刻也拒绝接受任何类型的变革:他们通过长期的教育和生活所形成的偏见已经在脑海中成为了不可侵犯的唯一正确权威,而那些思维以往的通用和有效性从精神上推动者一种对于变化的粗暴拒绝。当这种逻辑形式被权力和金钱控制左右,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从左至右:大卫,科赫,查尔斯.科赫,谢尔顿.阿道尔森,美国政治右翼最著名的赞助者)


(从左至右:汤姆.斯泰尔,乔治.索罗斯,迈克尔.布隆伯格,美国政治左翼最著名的赞助者)

    对于所谓“老规矩”的盲目自信,加上对于政治捐赠的宽松限制,美国出现了“金钱决定真相”的奇景。右派的科赫兄弟在《纽约客》杂志记者简.迈耶(Jane Mayer)的笔下,一张费尽心机罗织出的利用囤积的大量财富来推动刻板印象,极端思想和政治目标的巨网无情地被挑破了。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美国政治界在听选民话之前都往往要先听听那些资助人的意见,从而真正成为无法拥有主见的木偶和傀儡。

    不知道在雅典灿烂辉煌的民主象牙塔中幻想着辩论所产生的种种深远意义的哲学家们泉下有知,会对如今肮脏而荒唐的“真相”和“观点”有着怎样的愤怒和哀叹?


    从一个复杂而具有历史和现实证据的的理论角度上来说,或许辩论这个概念本身的基础就建立在对于激烈的争执和绝对的分裂的必然性和必须性的捍卫之下。你我之间身份的多重不同,已经保证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事情上会以任何的角度站在同一观点之下。然而一个所谓“观点一致”的乌托邦社会,也只有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最极端最激进的政治实验血淋淋的教训,来去警告我们它们有多么的可怕和不现实。话说白了。请管说。辩论的本质也许是增强分裂,但是统一理论需要的更多是我们对于自己客观上存在的那些刻板印象和偏见持之以恒的思维性挑战,不要去“抄捷径”,也不要盲目相信经验的持久可行性。

    也许说我们生活的方式和社会的规范方式,已经让我们无时无刻不可避免地去通过对方多重的交叉身份来去判断和分类对方的行为和身份。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用宽容来代替和他人辩论的欲望,但是宽容不是忍耐,更不是给肆意妄为的谬论壮胆。媒体界和学术界需要去对那些更为危险的思想和理论进行曝光,但同时不要忘了告诉我们怎样才是伦理和道德上合理的思维方式,毕竟在拒绝单一性的同时,所有都需要明白真相和事实不是换取政治分数的得分工具,更不是通过金钱来肆意拿捏把玩的提线木偶。

    网络的私密性自然导致我们对于真相的甄别能力越来越无法单纯的被我们所知的所左右,假新闻的泛滥,也在由此操纵着许多场政治大选的结果。那种认为对于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可以通过在回音壁里的传播成为一种客观事实的政客们正在一次次地疯狂用谎言和欺瞒制造着一场针对真相的,充斥着白色恐怖的无声战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请问辩论的意义还在哪里?


(现如今,“假新闻”好比“狼来了”,论证事实的思维不再被真相和常理,而是被偏见,不信任和利益所推动)

    我们那本就一再劝说自己纠缠于自己偏见的蜥蜴脑(即大脑中决定主观本能反应的区域)在重重谣言的污染下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链条,即是“正名-压迫模型
(Justification-Suppression Model, JMS)”。两名心理学教授Christian S. Crandall和 Amy Eshleman在2003年的一场研究中发现,每个人对于自己表达偏见的欲望和保持自我道德形象的高尚感之间的挣扎使我们需要用很多能量去压制住自我内心中的冲动。人性中自然避免过度消耗能量的那部分思维模式,会让我们为自己一系列的行为的正确性寻找尽可能正义的理由。从而,每当我们无法十全十美地表现出自己的开放和包容时,我们就给自己的偏见过上一层层诱人的糖衣,而“制造辩论话题”正是这其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手段。


(说到底,JMS其实就是个盘根错节的圈套)

    一系列长期的科学研究和调查已经重复证实,无论我们的倾向,任何个人都通常不会在一场观点的交锋中不保护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这也正是因为我们社会长期依靠竞争的模式要求自己对自尊的那种病态的依赖。就连最被哲学家们拥戴的“三段论(syllogism)”,也是在偏见和自尊的洪流中插翅难逃:就以堕胎问题做个讨论,无论是哪一方,都会通过两个伦理学上合理或者符合科学规律的观点来去塑造自己的主观思维,而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地忽略到其他对于自己主观不利的伦理或科学规律。    

(针对中立问题和堕胎问题,逻辑上合理和不合理的推断方式统计 图:Vladimíra Čavojová)

    丹麦大学媒体认知(Media Cognition)系教授Klemens Kappel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尖锐矛盾下,“中立思维”为何根本就是空谈:艾米认为顺势疗法(一种认为如果某个物质能在健康的人身上引起病人患某病时的病症,将此物质稀释震荡处理后就能治疗该病症的治疗方式,被医学和药学界公认为伪科学)能够根治她的发烧,而本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相信任何医疗方法都应该在随机对照研究中进行双盲测试。尽管说艾米明白本的出发点,但是她认为这其实来自于本对于人性充满“自然主义”的看法;西方科学医学中可以准确诊断的还依赖于还原论和唯物主义的方法,而在艾米看来对于人类(及其疾病)不仅是科学能够诠释的。在她看来,将科学观点应用于疾病和治疗是对顺势疗法的工作条件一种本质性的曲解。当双方的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任何的证据或者是所谓的事实,都因为根本意识性的不同而无法达到任何有效的目的。

    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思维在我们身边并不少见。相信顺势疗法的本身就大有人在,就和相信全球变暖是骗局,911恐怖袭击是内部阴谋,疫苗会导致自闭症,所有学校枪击案都是“假旗”行动(指通过使用其他组织的旗帜、制服等手段误导公众以为该行动由其他组织所执行的行动,常被阴谋论者认为是政府或者其他势力掩人耳目的手段),甚至地球是一块圆形平面的人们一样,通过大脑内部神奇的心理作用,在JMS的帮助下从根本上无法认知到自己的错误。

    如果你还相信真相有他本身的意义,那么我们有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要大。在主流媒体长期的忽略和侵略之下,我们已经节节败退;但这不代表我们就应该因此失去信心。也许这个世界本来就不需要强词夺理的所谓“辩论”,但是这个世界需要讨论,这个世界需要交流,这个世界需要观点的整合。我们只有在自己的不同中去寻找相同的地方,才能去改变那些让我们感到愤怒和失望的现状。我们不能够去放弃欣欣。因为那样的代价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也更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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