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战”疫”丨 疫情对经济影响几何？严弘：疫情意外冲击或可弱化对GDP增速的过度关注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学术副院长、中国私募证券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严弘
编者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备受各方关注。为全面评估疫情对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对恢复生产、稳定经济提出政策建议，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来自科研院所、高校和市场机构的多位经济学家。系列文章将陆续刊发，敬请垂注。
“改革开放40年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实事求是。正是这种意外的冲击使得我们对经济增长是否需要保六的争论不再重要，让我们能够更直接、及时地专注于解决经济结构的内在问题，避免为了达到一些人为的指标而拖延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学术副院长、中国私募证券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严弘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关于当前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时说道。
严弘表示，这次疫情是一次意想之外的冲击，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可帮助进一步弱化对GDP增长率的过度关注。
严弘认为，在疫情的影响下，一些本就处境艰难的民企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而这些企业中有多少能够渡过难关将影响经济反弹的力度。对于如何更加切实地帮扶中小微企业，严弘表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措施，但政策的具体实施则决定了其成效。政策的目的是要补充而不是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保证企业有足够的元气参与市场竞争。
对于长期经济表现，严弘持有乐观态度，并看好资本市场发展。他认为，只要抓住危难中蕴含的机遇，通过政策措施为中小企业雪中送炭，并锐意推行经济结构改革，稳步推进金融开放，那么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是可以预期的，这也将助推资本市场的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您认为这次疫情会对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严弘：目前从专业人士的解读来看，这次疫情来势汹汹，传染性强。虽然在疫情初期出现一些延误和混乱，然而在举国发力之后，即使有春运时机复杂性的叠加，疫情还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控制。从对经济的影响来看，各地春节假期的延长为第一阶段的防疫工作带来了时间，但也使整个经济的很大部分运转出现了少有的停顿，这必然会影响近期的经济数据。
首当其冲的是服务行业，尤其是服务业当中的中小企业会受到较大影响。正常情况下，春节期间消费者在餐饮、娱乐等方面会有较大开支，对不少商户来说，春节期间的收入在全年营收中有着较高占比。而今年春节期间，受疫情影响，大部分商户处于歇业状态，即使是勉强正常营业的商户，基本也是门可罗雀，而他们还需要承担租金、水电、工资等成本。旅游和交通行业也遭受重创，春节假期原本是出行黄金周，但今年大部分居民都选择了“闭门不出”，各旅游景区基本都采取了封闭措施，大批次铁路和航班取消，春运旅客运输量下降了35%。这些遭受直接冲击的行业，可能已经有几千亿损失。
其次，春节假期延迟和复工时间延后会对制造业造成较大冲击。一方面，休假期间仍需照常支付员工工资、场地租金等费用，另一方面，不开工就无法带来生产收入，会对企业带来财务上的影响。此外，有些企业还有积压的订单，尤其是一些有出口货品订单的企业，若仍需如期交货，则面临较大的交货压力，有潜在的逾期违约风险。
虽然过往的经验预示着相当部分的国企和大型民企应能顺利熬过这一关口，然而，对在过去一两年中处境艰难的民营企业来说还是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如何帮助扶持企业渡过难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下一阶段的经济反弹的速度。
证券时报记者：您提到了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压力，为了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各部委和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请问您认为，政策发力如何能够更加精准切实帮助到小微企业呢？
严弘：目前中央和各地政府都在出台一些政策措施对企业予以支持，人民银行也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提供市场所需的流动性，这些都是在这一非常时期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但是如何去具体落实和实施，则会决定这些政策措施的成效。
我建议政府应在疫情防控、医疗救治及后续保障方面加大开支和完善调配管理，保证医疗机构的补给和医务人员的奖励，减少患者后顾之忧，确保感染者主动就医，降低疫情的延续影响；对受疫情和假期延长影响明显的企业从税收和补贴方面予以暂时的扶持，把握好普惠政策和精准措施的结合。比如，临时延长的假期中的用工和租赁费用是为满足公共卫生防疫的政府要求而产生的，对企业经营是额外成本，应由政府代表社会利益来承担。
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已在减低市场利率方面有所动作，并出台3000亿元特别贷款基金。我觉得央行还可以通过定向降准，鼓励银行为企业实施暂时的减息或免息，进行必要的债务重组，以减少这些企业短期流动性压力。
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要补充而不是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些经营不善的企业遇到困难、甚至被淘汰出清，现时的特殊时期更会如此。这些政策不是为了保护这些企业，而是在市场上出现系统性困难时出手救治，解决系统性问题，以保证大多数企业有足够的元气在市场中竞争。
证券时报记者：目前中小企业对于减税降费的呼声很高。实际上，去年以来对于企业税收等已经有了较大力度的减免，且财政本已面临较大压力。是否有进一步减税降费的必要和空间，财政帮扶力度应如何把握？
严弘：如何把握帮扶性政策的尺度和力度是一个复杂棘手的问题。实际上，普惠性政策很容易一刀切，真正能享受到优惠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数量相对有限，政策效应很容易“打折”。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并不希望“一刀切”，但要区分筛选出真正需要和值得补助的行业和企业并不容易，还要注意避免引起更多的道德风险。就财政政策来说，“减税”帮助到的只是能够产生盈利的企业，而“降负”惠及到的是可能甚至已经有亏损的企业，通过降低负担，或许能够帮助这些企业扭亏为盈。
普惠性和精准性两方面政策双管齐下能够帮助到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这样一场冲击必然会在市场上大浪淘沙，一些本身就存在经营问题的中小企业如果被淘汰也很自然。现在要做的是尽量让经营状况良好、只是因为流动性问题而遇到困难的公司得到相应帮助。
落实到地方层面，目前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已出台了专门的针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的帮扶措施，在减轻中小企业负担、加大金融支持、保障生产运营方面有比较详实的安排。在二线城市中，苏州也已经有了纾困中小企业的“惠企十条”，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借鉴的样板。
证券时报记者：受疫情影响，目前对一季度的经济发展情况普遍比较悲观，甚至有预测将影响GDP增速下调1%，您对此有何看法？
严弘：这次疫情是一次意想之外的冲击，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可帮助进一步弱化对GDP增长率的过度关注。这次疫情中服务业首当其冲，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过半，所以对整体的经济指标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改革开放40年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实事求是。正是这种意外的冲击使得我们对经济增长是否需要保六的争论不再重要，让我们能够更直接、及时地专注于解决经济结构的内在问题，避免为了达到一些人为的指标而拖延结构性改革的进程。
实际上，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强调弱化GDP指标的指导作用。去年我国GDP已接近一百万亿元，如果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有1个百分点，损失就将近一万亿，这也必然会影响到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在此情况下，实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将对GDP的关注，更多地转移到保民生、保健康等领域，在尽全力控制疫情的同时，更加有力地保障民生领域不受影响并争取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在实际中，为了实现稳增长的目标，有时候会推迟经济结构改革的步伐。假如我们对GDP最后增速是低于5%还是高于6%的关注被弱化，则有助于更加切实地关注经济结构的调整。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时机，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则有助于夯实下一步发展的根基。
证券时报记者：您认为疫情对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
严弘：人们曾担心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次疫情认定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会对股市带来负面影响，2月3日A股复市时的大幅调整也让很多人揪心，甚至提出重新休市的建议。然而，历史上的类似事件或可给我们提供一些镜鉴。在世界卫生组织于2009年将H1N1病毒疫情认定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后，对当时刚刚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又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墨西哥和美国来说，真可谓雪上加霜。但是，虽然这场疫情至2010年3月单在美国就造成超过一万人的死亡病例，却并未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带来长久的影响，墨西哥的股市2009年反而迎来了牛市，而美国则因为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和经济结构的演变经历了超过十年的股市长牛。
尽管历史不一定会重复，但经济发展的逻辑应不会改变。疫情来临之前，市面上对今年股市的走势普遍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虽然短期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会对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只要我们抓住危难中蕴含的机遇，通过政策措施为中小企业雪中送炭，并锐意推行经济结构改革，稳步推进金融开放，那么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是可以预期的。而中国股市的机会也是与经济挂钩，与市场体系的发展相连。
证券时报记者：您对市场的长期表现还是比较乐观的，能否谈一下您认为有哪些积极因素能够支撑基本面平稳向好？
严弘：首先，中国经济体量大，有巨大的市场规模，消费增长势头强劲，消费升级需求旺盛，且经济一直运行在平稳的轨道上，有较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从资本市场来看，去年底时，大家对今年的市场预期普遍乐观，这既是基于对经济发展趋势的良好预期，也是出于对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看好。另外，金融方面的改革尤其是金融对外开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在疫情期间的春节后开市以来，外资仍保持大幅净流入态势，也表明了对A股市场的信心。基于这样的大的逻辑，只要疫情能够得到及时控制，并且经济保持改革方向和结构调整趋势，市场会有很好的表现。
资本市场自身的改革尤其引人注目。科创板的推出是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里程碑式的改革，其实施的注册制经验成熟后，即将在其它市场板块推行，目前已经可以预期的是创业板也将实行注册制。新《证券法》很快将于3月1日起正式施行，再加上一系列监管配套措施如果得以实施的话，对整个市场的发展会起到非常正面的推动作用。
《资管新规》最终的落地实施也是重要的积极因素。虽然目前很多机构仍处于过渡期，而且在转型过程中必然会有短期阵痛，甚至因为疫情影响时间表可能会推迟，但是如果真的能够按照新规既定的思路和方案，将原来不可持续的资管模式转变为更加现代化、更加国际化、更加通用和可持续的模式，则会极大地助推资本市场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外资近日表现抢眼，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程度加深，外资包括外资机构在A股发挥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您认为这对A股会有怎样的影响？
严弘：海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意愿都十分强烈，去年已经有不少机构加快了布局中国市场的进度。通常，外资机构进入中国一开始都是以资产管理业务为主，这就意味着随着金融业开放力度加大，近一两年可能会形成一个外资流入的小高潮，最先受到利好的可能就是资本市场。但外资金融机构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资本运作和资产管理层面，外资机构的运营管理模式、治理结构等对于国内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也具有参考意义，尤其是能带来更多国际化的标准，更加市场化的定价机制，能够拓宽国内公司的视野，推动形成更加国际化的竞争环境。
另一方面，外资机构的进入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中国市场未来发展前景的正面肯定，有着很好的正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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