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为民的“王善人”
王维舟戎马一生，始终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解决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陇东的人民群众中，流传着八路军的干部中有个"马青天"和"王善人"。"马青天"是指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电影、戏剧《刘巧儿》里面那个专员是个好领导，说的就是马锡五)。"王善人"就是指驻守陇东的八路军385旅旅长兼政委王维舟。
1939年6月的一天，王维舟与警卫员李有义，帮助旅部炊事班下河挑水，走到城墙边看到一位妇女带着小孩在挖墙皮，小孩嘴上已经糊满了土。上前一问，才知道他们挖的是一种含有少量盐分的"白板土"，陕北农民在饥荒之年常用它来充饥。经了解这位妇女的丈夫叫史华，是村里的民兵营长，去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剩下她带着孩子租种土地。赶上年景不好，交完租后，家里粮食所剩无几，只好采摘榆树叶子和挖"白板土"补充。王维舟看到这种情景心痛不已，把母子俩带回自己家中，让夫人马奎宣去食堂打饭给他们吃，又找出自己孩子的衣服，交给娘俩。王维舟知道，解决一顿饭并不能解决这个家庭的饥荒问题，于是亲自给马锡五写了一张纸条，提出建议:请专署(政府)给这位妇女解决五斗粮和一些救济款，以度粮荒。并责成警卫员小李带着母子俩去专署的相关部门落实。出了大门那位妇女问小李:"外地口音的大个子姓啥?是八路军啥官?"小李告诉她:大个子是我们王旅长。那位妇女"哎呀"一声:"老天爷睁眼了，八路军当官的是大善人。"从此"大善人"的名声就在群众中传开了，在庆阳城方圆百十里，人们都知道，八路军干部里有个"王善人"，只要是百姓的事，他都会放在心上。
1942年，有位老大娘到了385旅司令部，要找"王善人"看病。哨兵挡住她，告诉大娘:"王善人"是旅长，不是医生。王维舟知道后亲自出来见她，得知她得了一种陕北叫"瘿瓜瓜"的病，即缺碘引起的大脖子病，他把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大娘送到庆阳城外385旅的医院。在当时的诊疗技术条件下，医生认为老大娘需要手术，但陕甘宁边区受到封锁，医疗条件非常困难，旅医院没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于是，王维舟专门向延安党中央发了电报，请求帮助治疗老大娘的病。不久延安派来了两位专职的外科大夫，为大娘做了手术，使其很快痊愈。陇东的百姓奔走相告，传诵着八路军救民解困、为百姓谋福利的故事，以至于百姓烧香拜神时，都要祈祷八路军打胜仗，祈祷共产党一定要得天下。
有一次，王维舟在路过新堡村时，碰到一位中年男子在路旁痛哭。经过询问得知，这位农民辛辛苦苦种了10亩西瓜，一夜之间，已经挂着小西瓜的瓜秧，不知被何人扯得乱七八糟，眼看着他一家大小指望着生存的西瓜地，被糟蹋成这样，他悲痛欲绝。王维舟了解了情况后，亲自到区政府替民告状，并指示一定要查清、处理。一个月后，王维舟专门到新堡区政府追问此事的处理结果，获知圆满解决才放心。作为陇东党政军领导的王维舟、马锡五，坚持秉公办事，对地方上出现的违法违纪事件，不论大小，一抓到底。他们认为，当官就要管违法的人、管违法的事，就要替民做主、惩恶扬善，让百姓真正感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为政作风就是说到做到。
解放初期，民族之间的隔阂现象很严重，其中有历代民族压迫造成的民族摩擦，也有解放前阶级压迫残留下来的民族裂痕，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一半以上。1950年王维舟出任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兼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等职务，亲临民族工作的一线。他主持西南地区民族工作的几年中，在少数民族干部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事事为少数民族利益着想，特别关心那些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凡少数民族代表团，或民族上层出来参观、学习，不分他们是上层人士还是普通百姓，不论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不管他们保持什么样的生活习惯，王维舟都平等对待，一一接见，倾听他们的意见，耐心与他们交谈，细心而详尽地讲解党的民族政策。
王维舟从民族团结共同繁荣需要建设队伍的角度考虑，积极鼎力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亲自筹措并创办了贵州、云南、西南三个民族学院，从规划设计、选址、经费、征地、基建、干部、师资、设备、课程设置等每一个环节，他都参与和检查，直至学院建成。西南民族学院经常为藏族、彝族中的活佛，土司头领，上层人士等办学习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王维舟抓住时机，与他们广泛结交朋友，建立友情，将党的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的方针，逐一地讲解到他们的心里。1951年，65岁的王维舟，为筹办西南民族学院往返于重庆、成都之间，也常常住在学院里帮助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困难很多，但王维舟力求涉及到培养民族干部的每一项工作都要做好，因此，从师生的住宿到食堂伙食他都亲自过问。50年代，西南民族学院的少数民族学生有一种习惯性的感觉，凡是听到空中飞机声，就会说："王老来了，我们的问题好解决了。"此种现象在王维舟调到北京数年后，仍然存在。
1956年西南局大区撤销，王维舟调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后，曾几次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辞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的职务，但周总理都没有同意，勉励他继续兼任。他遵照周总理指示，一直关注着西南少数民族工作，关心西南民族学院的建设和发展。西南三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干部们称他为"少数民族的贴心人"、"大善人"，许多当年曾得到王维舟教诲的藏族、彝族上层人士和现已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从西南走出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回忆往事，无不流露出对王维舟同志深深的感激之情。
1958年，党内出现了浮夸风，各地瞒报、虚报的情况抬头。王维舟虽已年过七旬，仍然坚持深入实地了解国情、民情，每到一地，对虚报、瞒报的浮夸现象公开进行严肃批评。他毫不隐瞒地说:搞浮夸的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是牛克思。靠吹牛是吹不出社会主义的!"回京后，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正式提交工作报告，建议对那些靠说假话上来、并劝说不改的干部，给予纪律处分，严重的予以撤职。
1963年，王维舟已经是76岁高龄的老人，作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委，王老要求参加四川省召开的检察工作会议，希望到会去落实中央7000人大会精神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系列指示。他到川东视察，沿途调查访问，在听到群众反映，因自然灾害的影响，生活困难，有人饿死的情况时，他难过得流下眼泪。在宣汉县18天的明察暗访中，召开了各种座谈会、调查会，接待上访群众100余人，收到来信150件，查出了时任县委确实存在问题，并主动与四川省委沟通情况，撤销了时任宣汉县县委书记的职务。同时，主持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还给学生、机关干部上党课、作报告七次，宣传党中央的政策、指示。在解决干部问题的同时，他及时向中央打报告，申请给受灾较重的宣汉县百姓每人每天增加二两粮，以帮助渡过眼下的困难。直到今天，宣汉县六七十岁的老人们，一说起三年困难时期王维舟回乡调研心系百姓的事，便感慨万千。
王维舟一生对党赤胆忠心，严以律己，关爱部下，从不把个人利害得失放在心上，不以职高权重为家人或亲属谋利。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川陕苏区的很多红军家属跟着红军队伍行进。王维舟同志的亲属及家族大约有20多人也参加了长征，年龄最小的是他的侄女王新兰，出发时才10岁，最大的是其夫人马奎宣的妈妈，已经年过50了(并且是小脚)。与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王维舟和他参加长征的所有亲属，跟着红四方面军长征，一路三过雪山草地，历经千难万险，没有一个人退缩，坚持到达了延安。后由于其岳母年龄大，没有文化，不愿拖累组织，又返回四川老家。解放后，她老人家一直在家乡靠劳动自谋生活，即便是王维舟任西南大区主要领导干部时，也没有要求县里对这位亲人有什么特殊的照顾。
李中权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东北野战军九纵政委(九纵后改为46军)，司令员是詹才芳同志，王维舟的侄子王波担任该纵队师参谋长，军参谋处长。王波是1925年入团，1928年入党，当年在红33军担任99师师长兼政委时，李中权同志在33军当团政委。李中权同志对王波在九纵里的职务过低心里不安，一次碰到王维舟同志商量要调整王波的职务。王维舟对李中权说:"王波在部队干什么都一样，还有很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
"文革"开始后，王维舟已年近80，但"四人帮"仍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他，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不许他自由活动，这对王老的精神健康损害很大，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仍尽力保护一些老同志。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被造反派揪斗追逐，有家不能归，曾几次住在王维舟的家中，王老让老伴和儿子给肖华擦拭血迹，用药热敷伤口。总政副主任傅钟为摆脱造反派的纠缠，带着警卫员在王维舟家秘密躲藏了近一个月。李中权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和政治迫害，1967年11月到北长街王维舟家，向老领导诉说自己的不幸。王维舟一方面鼓励李中权要有更坏的思想准备，不光是接受考验，还要注意保护自己;一方面叫夫人马奎宣详细记下李中权的履历，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出面澄清事实。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大批干部开始逐渐获得"解放"，李中权在北京军区空军被挂起来，没有解放，没有工作。此时王老已经去世5年了，马奎宣依旧铭记着王老的嘱托，惦记着李中权的情况。她四处找当年四川达县、宣汉县籍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为李中权证明。在马奎宣的积极努力和原四方面军很多老同志的协助下，空军政治部先后派人调查访问了张爱萍、王直哲、李开芬等人，为李中权当年参加革命的表现做出了证明，澄清了事实，很快给他恢复了党籍，获得了解放。
王维舟的夫人马奎宣是参加长征老红军干部，其职务和级别比同期参加革命的同志要低很多，有同志曾建议王维舟向有关部门提出来，但他说:"不能向组织伸手，比起那些牺牲的革命先烈，我们已经很知足了。"王维舟去世后，全家从原来住的四合院，搬到一套只有三间住房的公寓，一直住到她病逝。由于马奎宣的工资很低，子女多，生活一直拮据，但她带着孩子们始终坚守着不向组织伸手，不求特殊照顾，艰苦奋斗，甘于清贫。她去世后，子女们依然遵循着父亲生前的教诲，勤恳工作，认真办事，清白做人。
王维舟与党内外、军内外许多同志和爱国人士建立有很深的友情，与党内著名的"五老"(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等同志)之间，更是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情谊。董老曾这样赋诗于他，书怀他们的革命之交、生死之交："廿纪生经大半稘，吾华革命典型垂。与君先后共奔走，顾盼红旗合春颐。"谢觉哉曾题写贺联相赠："永是车头不落尘，反清反帝到而今。爱民爱党心如火，名将从来多善人。"是对王维舟一生贴切而生动的赞誉。朱总司令曾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指出："王维舟完全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儿子和学生，而群众却把他当作保姆和先生。"朱总司令号召："他应该值得我们全党来学习和尊敬，值得全边区，全中国人民来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