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万世之文--通俗西藏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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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布衣著

雪域高原的古往今来——《吐蕃王朝卷》

三、王朝之兴——松赞干布的奋起

(7)、兴万世之文

关于藏文的来源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一般来说有认为来源于梵文(印度文)、象雄文和于阗文三种理论,每种理论都能从古藏文中找到依据,同时也不能彻底否定对方的理论。我们不是文字学专家,也就没有必要来辨析,究竟哪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虽然藏文的起源起源众说纷纭,但大家在一点上基本拥有共识,这就是在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时代,藏文的发展基本成熟,具备了高等级文字的特点。

在西藏的历史上,关于文字的创制一直都流传这样一个传说,这就是七贤臣之一吞弥·桑布扎松赞干布的命令下创制了藏文。

据说,松赞干布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深感没有一种统一文字的不便,萌生了统一文字的想法。要注意一点,在此之前,吐蕃国内不可能没有文字流通,当时流通的很有可能是象雄文。因为作为文字的载体,发源于象雄的苯教信仰,在吐蕃境内占据着无可争议的制高点,即便是松赞干布也很难说究竟是佛教徒还是苯教徒(关于松赞干布的信仰问题,我们以后讲到大昭寺的时候专门说)。

吐蕃其实一直沿用象雄文也不是不可以,但松赞干布这种等级的君王,必须要开宗立派,规范文字、统一量器这种事情,放在那个时代都是君王伟业。这就像本朝太祖,要说太祖对古文字的认识肯定要超过一般人,可还是要推行简化字,这是国本,包含着鼎革气象的含义在里面。再说了,吐蕃和象雄之间虽然是盟友,但互相之间的小心思,两个君王之间都心知肚明,一旦把对方吞进肚里,还用你们国家的文字,这种事情没面子,不能忍。

为了创造一种自己的文字,在松赞干布执政早期,就开始选派人员去天竺(印度)学习梵文和天竺文化。派去天竺的藏族青年,因为难以适应当地潮热的气候,大量命丧天竺。最终,只有吞弥· 桑布扎学成回国。由此,创制藏文这件千秋伟业便落在了他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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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邦喀宫

吞弥· 桑布扎的名字现已失传,我们只知道他是拉萨尼木县吞弥家族的传人。吞弥是其家族名称,也有可能是家族属地的地名。桑布扎为梵文尊称,是天竺人褒奖他在学习期间敬重佛法、刻苦习修的行为而赠与的,意为“贤良之藏人”

经过了七年的学习,精通天竺文回到了吐蕃,松赞干布马上命他着手藏文编制的工作。为此,他在帕邦喀宫(拉萨北郊乌都日山南坡一块大山石上,藏语意为巨石宫)闭关三年,结合梵文和象雄文的五十字母创制了藏文。

桑布扎还创制出两种书写体,仿照梵文“兰扎”字体的有头字:乌金体(楷书),和仿照梵文“吐都”字体的无头字:乌梅体(行书)。很多喜欢藏族文化朋友觉得藏文长得都一样,其实藏文和汉文一样是有很多书写体的,而且并不止桑布扎创造的这两种。后世随着书写藏文经典需求的不断加深,在吐蕃王朝时期,就先后产生了八大乌金体。

吞弥· 桑布扎创制的乌金体叫蟾蜍体,其后又陆续出现了列砖体、串珠体、稞体、腾狮体、雄鸡体、鱼跃体蜣螂体等。此外,在吐蕃第三十五代赞普赤德松赞时期出现了独特的密文体、伏藏体、幻妙体等专门用于书写密宗内容或用于伏藏的书体,字体多达40余种。

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如果没有君主的强力扶助是很难生根发芽的,为了新生的藏文迅速在吐蕃推广,松赞干布亲自拜桑布扎为师,在帕邦喀宫苦修三年,学成之后还用藏文第一次在巨石上刻写了六字真言。同时,他还号召吐蕃的年轻贵族子弟学习藏文,并定期考核,学习成绩好的一律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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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弥·桑布扎

即便是松赞干布如此强力推行藏文的传播,依旧有大臣不以为然。他们对于桑布扎因此获得赏赐,并成为松赞干布的御前大臣极为不满,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在战场嗜血交锋、一刀一枪拼出来的,这个毛头小子就凭借摇摇笔杆子,便跑到自己前面去了很不屑。

面对大臣们的揶揄,吞弥·桑布扎以诗文表述了心迹:

“在这边野狭陋的蕃境,

我是最初有成就的智人,

我是消除黑暗的明灯,

荣获君王如日月般的顶敬。

百官臣僚中,舍我其谁!

对雪域蕃地的众生,

我通弥的恩惠非轻。”

当然了,这首诗很有可能是后人托做的,但它却是道出了桑布扎对西藏文化的贡献。

公允的说,一种成熟的文字不可能是某位大神,以一种埋头苦干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吞弥桑布扎可能只是在藏文发展、成熟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比如说,他曾编写了《文法根本三十颂》、《文字变化法则》、《文法性别用法》等八部著作,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声明学著作,对于藏文的使用给出了规范性的标准。

但我们淳朴的先民们是喜欢敬仰神,并塑造神的。因此,他成为藏民心中文字的创造者,世世代代享受后人的贡奉、祭祀。这种情况和汉民族对于轩辕氏(车轮)、有巢氏(建筑)、神农氏(中医)、仓颉(造字)的敬仰几无二至。

出了对藏文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外,吞弥·桑布扎还是一位大翻译家,甚至有可能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大译师。在他之前,吐蕃对于梵文的认识几近一片空白,拉脱脱日聂赞普时期便有焚文佛经从天竺流入,当然了,按照传说,这些经卷是装在一个从天而降的宝箱之中的。但吐蕃大臣们没有一个能够读懂这些经卷,因此它们被妥善的珍藏在雍布拉康之中称为“年波桑哇”(意为“玄密神物”)

当桑布扎将这些经卷取出后,发现它们都是佛教经典,于是将其全部翻译为藏文。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翻译佛经,他翻译的《二十一显密经典》、《宝星陀罗尼经》、《十善经》、《般若十万颂》、《宝云经》、《宝箧经》等20多种佛经,为日后佛教在西藏的传播播撒了火种。

藏文的成熟,为西藏文明的发展插上了翅膀,让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能够顺利的交流、倾述。也为吐蕃王朝修订法律、弘传佛教奠定了基础,很难想象一种辉煌的文明,会是在没有文字的黑暗中摸索的。所以,不论藏文是不是由吞弥·桑布扎亲手创制,他的功绩都足以成为我们心中敬仰的神祗。

8尺尊公主这个人到底存在吗?

西藏很多的寺庙中,都能看到松赞干布文成尺尊三人塑像并列而坐。在接受藏胞顶礼膜拜之余,究竟有多少人熟悉这位尺尊公主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位身世迷离的尼泊尔公主。

按照惯例,讲述西藏的故事都要从传说入手,尺尊公主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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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尊公主塑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按照藏文史料《贤者喜宴》的记载:“观音菩萨见调服西藏众生时机以至,便从胸前射出三道虹光,分别投入山南、长安、泥婆罗(尼泊尔)王宫,三位王后同时受孕,分别诞下松赞及两位公主。”所以,在藏胞心中三人皆为观音化身,松赞是法王、两位公主分别是绿度母、白度母的化身。[1]

我们现在已经能够辨析,藏史中的这种记载肯定是不准确的,因为唐史中明确记述,文成公主是李唐宗室之女,肯定不是李世民的亲生女儿。

当松赞继承赞普之位后,偶发一梦,梦中见到了尼泊尔和唐朝两位公主,便命大臣前去求亲。使臣(吞弥桑布扎)带着大量礼物,首先来到尼泊尔王宫。但尼泊尔国王并不愿意将公主嫁至西藏,他向桑布扎提出三个问题。

桑布扎将松赞事先命他带来的三个铜函依次献上,铜函内书信分别回答了,尼泊尔国王“有无十善法有无寺院供养有无五种妙欲受用”的三个问题,并在每封书信结尾都威胁道:“若不肯嫁与公主嫁给我,我的化身大军就让你山河破碎!”[2]

面对吐蕃强势的威胁,尺尊公主得以入嫁吐蕃。据说,尼泊尔公主是取道芒域(吉隆沟)进入西藏的,因此在吉隆保留了大量和尺尊公主有关的遗迹和传说。甚至,现在还流行在吉隆沟内的藏族舞蹈“同甲拉”,也曾为迎接公主而表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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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甲拉”舞蹈

尺尊公主入藏后的情况,几乎所有藏文史料的记载都一般无二,松赞干布营建了大昭寺来供奉尺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

按说尺尊公主的事迹,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但萦绕在这位尼泊尔公主身上的迷雾,并没有消散,反而越来浓密。近代国内外藏学界,越来越倾向于尼泊尔公主并不存在,有关于她的一切都是后世幻化所成。因为,在年代比较接近的史料中,没有任何关于这位公主的记载。

同时代的唐史没有记载,似乎多少可以理解,但尼泊尔国内史料,居然也没有任何记载,这就有点令人费解了。要知道,尼泊尔之后不久,几乎便沦为吐蕃的属国。

尼泊尔王国在尺尊公主入藏后不久,便发生了政变,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大王子乌达亚-德瓦二世被弟弟废黜,自己登上了尼泊尔国王的位置。大王子不远万里,来到吐蕃求助,松赞听闻此事后,派兵进入尼泊尔驱逐了篡位的弟弟,重新将大王子扶上了国王的宝座。这件事情足以说明,当时吐蕃的影响力已经跨过了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渗透到了山脉南部国家的内部。

按照正常的逻辑推测,公主上嫁宗主国君王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尺尊公主不应该寂寂无闻才对。另外,保存在敦煌(沙州)的吐蕃藏文文献中,依旧只有文成公主的记述,而尺尊公主再次成了隐身人。

必须要注意一点,敦煌藏文史料的主要内容大多与佛教有关,尺尊公主携带释尊等身像来到西藏,这种弘佛伟业居然毫无记载,实在令人费解。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源于敦煌藏经洞,是吐蕃占领敦煌后(公元786年),在当地留存大量藏文文献的合集。这些藏经洞存卷,不但年代接近(吐蕃王朝于公元842年灭亡),而且在公元1000年左右被封存后,便从人类的记忆中失落,直到公元1900才被王道士再次发现。因此,这些文献从未被后世篡改,是研究吐蕃时期西藏最权威的资料。

相比于周边地区史料对公主不闻不问,西藏地区的藏文史料倒是记述颇多,但仔细对比多种史料后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一种史料成书于公元14世纪之前[4]。唯一一本年代稍早的便是《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后世对于公主的记述几乎全部来源于此书。

对于这本书,我实在不好评论,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从网上下载一本看看就知道了,它大概相当于中原的史书中的《山海经》《搜神记》。虽然这本书,号称是从大昭寺柱头上发现的(伏藏)、号称是松赞干布亲自撰写(因此也称松赞干布遗训)、号称是由后弘期著名高僧阿底峡尊者(982~1054)整理,但我依旧不太相信其中的记述。

同样都是《遗训》,对比一下帕木竹巴政权缔造者,大司徒绛曲坚赞撰写的《司徒遗训》就可以看出其中明显的区别。《司徒遗训》中,绛曲坚赞明显是以长辈的身份在吩咐后世子孙,“这个不能干,那个有危险”。

《松赞干布遗训》却是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来书写的,而且涉及他本人上来就写到:“王子(松赞)出生时,有两个头颅,在他乌密的头发上,还有一颗阿弥陀佛的佛头。”父亲(南日伦赞)为了掩盖此事,每天都在他头上缠上红绫带,但还是被吞弥·桑布扎发现了。

所以,这件事还是大家见仁见智吧。

意大利藏学家朱塞佩·图齐也持类似观点,他曾撰文写道:“松赞干布娶泥婆罗尺尊公主是虚构的,目前没有史料能够支持这一说法”[3]。为此,我还专门求证过几位藏族学者,他们也都认为从历史学的角度上来说,尺尊公主是否存在确实存有疑问。

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由学者研究撰写的“庙堂史”和民间流传的“口传史”。庙堂之史注重考据和推理,以缜密的逻辑分析见长;而口传史则尤善人物刻画描摹,以传神为最。

尺尊公主在学者眼中,由来全无依据,但并不影响她在广大藏胞心中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她来源于佛陀故乡,携来了释尊佛像,又和藏胞心中的圣主松赞干布同为观音化身,这怎能不让千百万藏胞由衷的顶礼膜拜呢?

所以,这位远嫁西藏的尼泊尔公主是否确有其人,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身影早已深入人心,成为西藏众多文化符号中的一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松赞、文成、尺尊三位,已经和雪域高原融为一体,与光同辉、与土同尘,不可或缺。


[1]、《贤者喜宴》__巴代·祖拉陈瓦;[2]、《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__阿底峡;[3]、松赞干布的妻子__朱塞佩·图齐;[4]、有尺尊公主记载的藏文史料,《布顿佛教史》成书于1321年、《红史》成书于公元1346年,《西藏王统记》成书于1388年,《青史》成书于公元1564年,《新红史》成书于公元1538年,《贤者喜宴》成书于公元15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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