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

在罗塞托人将意大利南部的本土文化移植到宾夕法尼亚州山区的过程中，他们建立起一种强大的社会结构，这使得他们免受现代社会的压力。罗塞托人之所以健康，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山区小镇。

那就是超越个人的范围寻找原因——要理解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要考虑他们的家庭和朋友状况，要追踪其家族渊源。人们必须认识到，人类栖身其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如果你又愿意发展自己的特长，这种制度将会给你丰厚的回报。在冰球运动中获得成功，依靠的是个人优势——这里的个人意愿和能力优势两者缺一不可。球员能成功依靠的是自己的表现，而不是他人的帮助；他依靠的是他自身的能力，而并非其他因素。

正如冰球队员的成长经历一样，因年龄大几个月而显现的微弱优势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积累，最终引导孩子走向成功或不成功，自信或不自信的轨道中，其影响会延伸许多年。

1968年的电脑——比尔盖茨的故事

但不久，他们就联系到一家信息科技公司（以下简称ISI公司）。ISI公司雇用这些学生编写企业薪资管理软件，而学生的报酬是——免费上机。这样，在1971年的7个月内，盖茨和他的同学在ISI公司主机房待了1575个小时，即平均为每周7天，每天8小时。

机遇之一，盖茨转学进入湖滨学校。1968年世界上还有哪所高中像湖滨学校那样拥有分时系统的计算机终端？机遇之二，学校的家长会基金足够支付学校的电脑费用；机遇之三，学校经费用完以后，一位同学家长开的公司（C-Cubed）正巧需要利用周末测试程序代码，既然周末需要工作，也就不在乎是否工作到周末晚上；机遇之四，盖茨恰巧找到ISI公司，该公司恰巧需要人员编写工资管理软件；机遇之五，盖茨的家正好在华盛顿大学步行范围内；机遇之六，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恰好每天凌晨3点到6点无人使用；机遇之七，TRW公司正巧与巴德·彭布鲁克有业务关系；机遇之八，优秀的程序员彭布鲁克在需要解决特定问题的时候想到了这两名中学生；机遇之九，湖滨学校竟然同意学生们远行到外地，花一个春季的时间编写电脑程序。

但是，使他们如此出色的不是他们非凡的才能，而是他们非凡的机遇。对甲壳虫乐队来说，非凡的机遇就是应邀去了汉堡。如果没有在汉堡的历练，甲壳虫也许会走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我非常幸运。”比尔·盖茨在我们的采访中一开始就这样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电脑天才或非凡企业家，他这样说只是代表他心里十分清楚，是1968年入读湖滨学校为他带来了非凡的机遇。

从1860年到1880年，美国经济正步入其历史上的转型期。此时铁路事业方兴未艾，华尔街金融业崭露头角，工业大生产的序曲正在奏响。旧时代的经济信条被打破，新时代的规则正在形成。这个表格说明，当美国经济转型时代到来的时候，你的年龄与你能否成功关系重大。

如果你出生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你就错过机遇了。你太年轻，以致无法把握住时代的大好机遇；而如果你出生在19世纪20年代，你的年龄就太大了，你的思想还是处在内战之前的模式。而恰恰是那短短9年间出生的人，才有幸洞察未来的潜力何在。表中的所有人无疑都具有远见卓识，而生在那个时代成了他们最特殊的机遇。这与出生在1月、2月和3月的冰球、足球运动员们所获得的特殊优势一样 。

在1975年，如果你的年龄更大些，早已离开校园走向社会，那么你的意识还属于上个时代。你已经买了房子，结了婚，正在抚养襁褓中的孩子。你绝对不可能放弃一个好工作和养老保险，不切实际地花397美元去买什么个人电脑。所以让我们把所有生于1952年以前的人排除在外。

同样的，如果你年纪太小也是不行的。假如1975年你还在上高中，即便你想尽早入电脑这一行，估计可能性也比较小。所以我们也把1958年以后出生的人排除在外。1975年最理想的年龄应该是20岁到21岁（换个说法就是，年龄足够大，大到可以赶上电脑革命，但又不至于太老，老到错过时机），换到出生年份就是1954年至1955年。

”索罗金说，所谓的‘天才群体’也只不过是一个‘有天赋的’群体。”当特曼出版第4卷《天才基因的研究》时，“天才”一词几乎从他的文字中消失了。“我们发现”，特曼带着失望总结道，“智力与成就之间并不是真有那么大的关联。”

“即便我的大学生活不足一年半，我到现在也能感受到学习给我带来的能量，”他满怀虔诚地说，“智慧对我的召唤从未止息，那是一片令我神往的圣地。”

假如奥本海默处在兰根的境况之中，他会失去里德学院的奖学金么？他是否同样无法说服教授把课程从早上调到下午？当然不会。这并不是因为他比兰根更聪明，而是因为，在如何从社会获得想要的东西方面，奥本海默具有某种特别的悟性。

克里斯托弗·兰根在里德学院和蒙大拿州立大学的经历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一直以来，他都梦想成为大学教授，本来他应该可以轻松获得博士头衔。因为大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有好奇心，善于思辨的人建立的。

有这样一种特殊技能，它能让你说服教授把课从上午调到下午，能让你在辩解一宗谋杀案时振振有词。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mberg）称之为“实践智力”（Practical Intelligence）。斯滕伯格的实践智力包括“知道该向什么人说什么话，该在什么时候说，怎样说才能达到最好效果”。这种技能更像是一种程序化概念：知道如何做某事，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知道，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

中产阶级父母总是和孩子商量事情，晓之以理，他们不会硬性下达命令。他们希望孩子与他们顶嘴，和他们讨价还价，并站在成人的角度问他们问题。孩子如果在学校表现不佳，富裕家庭的父母总会责备老师，他们总站在孩子这一边。拉里奥跟踪研究过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孩，因为她错过了进超前班的机会，孩子母亲就想方设法让孩子补考，给学校递申请，最后让女儿如愿进了超前班。作为对照，贫困家庭的家长总是震慑于权威，行事消极，停滞不前。

拉里奥把中产阶级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风格称为“协同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这种模式倾向于“发掘孩子的天分，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和技能”。作为对照，低收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策略为“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这些家长只把抚养子女成人看作自己的责任，而把孩子的成长与发展看作孩子自己的事儿。

如果你有一位能给你高屋建瓴的指导的父亲，你肯定明白紧要关头为自己谈判的价值；如果你从小在纽约的民族文化中学读书，你就不会因为一帮剑桥教授准备处罚你而束手无策；如果你曾在哈佛大学读物理，你会很容易与曾经在几个街区以外的麻省理工读工程的陆军少校打交道。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父母的帮助下将家族最好一面呈现出来的A组学生，与没有这样做的C组学生存在很大的区别。特曼的结论令人沮丧，因为C组学生原本也是聪明绝顶。他们在五六岁的时候头脑何等聪明，同时又对世界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他们曾经是真正的“异类”。特曼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处于下层社会的家庭出生的天才少年，最终几乎没有一个仅依靠自己的智力获得成功。

他们也曾身处前景不明的领域，更不敢奢望获得世界范围的认可。但是不久，个人电脑革命爆发，而他们恰巧已经积累了10 000小时，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弗洛姆的情况也一样。他在世达花了20年时间在其专业领域磨砺以须，忽然之间世界形势变了，他已经做好准备。弗洛姆并不是克服了逆境，而是原先的逆境忽然之间变成了机遇。

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功的可能性不来自我们自身，也不来自我们的父母，而是来自我们的时代：即我们在历史上所处的特定地点和所面临的特定机会。对于一个未来想做律师的人而言，20世纪30年代早期是最佳出生年代；如同1955年之于软件工程师，1835年之于企业家。

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的关联性，以上3点是任何一份称得上令人满意的工作应该具备的属性。能赚多少钱并不是使我们快乐的最终源泉，使我们快乐的源泉是这份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能让我们实现自我。

犹太人后裔卑微的家族出身并没有阻挡他们成为医生和律师。恰恰相反，他们能够成为专业人士正是因为他们出身卑微。

一个典型空难通常包括7个人为的错误。飞行员中的一位犯了错误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他们中又有一位在前一个还没有发展成事故的错误的基础上再犯一个错误，接着是第3个、第4个、第5个、第6个直到第7个。结果正是所有错误操作的累加导致了最终的灾难。

到目前为止，本书所涉及的成功案例均是那些比同辈更加努力工作的个人和团体。比尔·盖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沉迷于电脑，比尔·乔伊也一样。甲壳虫乐队花了数千小时在汉堡练习演出，而弗洛姆在机会降临之前，已经在不入流的并购诉讼生意上打拼多年。努力工作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性，而稻田中产生的文明的精华是，通过努力工作，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贫穷中寻找人生的真正价值。

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是想要知道一些不一样的成功的经验，很多人羡慕别人的天赋，却不知在这种“天赋”兑现之前，个体已经通过大量训练使得个人的技能超出常人。

同时，在训练自己的过程中其实是一种等待时机的过程。当你准备得足够充分，分口来了才有可能起飞。不用再羡慕天才，许许多多天资聪颖的人并没有实现他们的价值，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脚踏实地。